習近平開闢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新境界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三年，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審時度勢，總攬國際國內兩個大局，開拓創新、奮發有為，形成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尤其在經濟改革領域以解決矛盾的問題倒逼全面深化改革，以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生動實踐，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僅從學術的價值來看，十八大以來經濟改革的新思考新探索之於當代中國當代世界，其實是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寫就的一部新的發展經濟學，其學術範式日漸成型，理論框架日漸豐滿，理論體系日漸完善，值得認真梳理和深入總結。

　　新常態思想設定了新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範式

　　開展經濟學研究，形成經濟學思想體系，首先是要明確其研究坐標、參照係和基本方式，這也是構建新的理論體系的前提。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順利完成了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由一個單一的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向開放的融入全球市場體系的開放經濟轉型，也由一個立足後發優勢實行趕超型戰略的國家邁向一個可以在更多領域發揮先發優勢引領發展的經濟大國。這段歷史輝煌，使得中國為世界提供了發展經濟學新的範本。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也必須看到，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與此同時，中國開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這個時期，增長速度開始換擋，結構調整出現陣痛，傳統增長方式亟待轉型，傳統生産要素邊際效應遞減，社會矛盾不斷加劇，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更加突出。

　　習近平總書記審時度勢，將這一階段的中國經濟社會狀況概括為“新常態”。這樣一個狀態，不僅意味著經濟增長動力、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方向必須轉換，要尋求“新”的發展路徑，而且作為體量已是世界經濟大國但品質仍歸於發展中國家行列，依舊要解決由貧困到富裕、失衡到平衡、農業國到工業國、封閉到開放、快速成長到可持續發展的發展經濟學的“常”態問題。也正應為中國之“大國經濟”的特殊性，又註定了傳統發展中國家經驗和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因此，中國必須通過改革實踐和理論創新，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設定中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範式，探尋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路徑。以此觀之，新常態思想就是中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坐標，書寫新常態經濟學就是撰寫新的發展經濟學。

　　新的發展經濟學，是以“發展”為價值中樞的經濟學。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特徵，這是發展經濟學人本主義的理論內核。新的發展經濟學，是以“市場”為運行中樞的經濟學。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微觀運行機制，要體現價值規律對生産要素配置、社會利益調整和公眾群體性偏好的優化和矯正作用，這是發展經濟學的新的路徑選擇，著眼點就是以問題倒逼改革、以改革調整利益關係、以改革激發發展動力。新的發展經濟學，還是以“可持續”為目標指向的經濟學，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要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尋求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平衡、更加公正、更可持續的發展。以新常態思想為理論範式的發展經濟學，是中國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供給側改革確定了新發展經濟學的實踐維度

　　有了理論範式，更需要實踐維度。

　　近兩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明確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週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徵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斷。

　　從去年以來，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強調，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認為這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這也被媒體廣泛認為是對習近平經濟改革思想完整體系的進一步豐富。筆者就此可以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將引領新常態，也事實上確定了中國新發展經濟學的實踐維度。

　　過去38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充分發揮後發優勢，利用生産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充分利用開放紅利、人口紅利和轉型紅利，充分釋放了社會投資和消費需求，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形成了雄厚的物質基礎、齊全的産業製造能力和配套能力、豐富的人力資本、堅實的經濟韌性和廣闊的市場空間，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也深刻改變了國際政治經濟利益格局。與此同時，結構性、體制性、週期性矛盾也不斷累積。在國際發展競爭日趨激烈和我國發展動力轉換的形勢下，我們必須把新常態下的發展基點建立在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政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之上，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性發展、更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來提升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

　　為此，經濟工作重點必須轉向，經濟政策取向必須調整，經濟工具使用必須更加適應和靈活。黨中央提出，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就是從提高供給品質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來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這是大勢所趨、也是形勢使然，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後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也是問題倒逼以解決中國中長期經濟問題的根本之道。

　　供給側改革短期看是要解決現實經濟生活中産能過剩、庫存積壓、不良資産較重、企業成本高企、債務率過高等企業轉型、産業升級和結構轉換的困境與陣痛問題，長期看是要根本解決我國創新總供給不足、潛在需求釋放不力、新發展動力跟進不夠、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不緊，特別是制度供給還嚴重短缺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就此提出了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十個更加”的經濟改革思想，即要更加注重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推動經濟發展，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定經濟增長，更加注重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心理預期實施宏觀調控，更加注重加減乘除並舉調整産業結構，要更加注重以人為核心推進城鎮化，更加注重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空間均衡促進區域發展，更加注重促進形成綠色生産方式和消費方式保護生態環境，更加注重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精準幫扶保障改善民生，更加注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進行資源配置，更加注重推進高水準雙向開放擴大對外開放。這“十個更加”既清晰指明瞭正確把握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思路，也確定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維度。

　　思想是行動的引導，實踐是理論的注腳。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只要繼續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一定會書寫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發展經濟學新境界。（胡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