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開業:習近平多邊外交思想的實踐里程碑
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李永成
2016年1月16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儀式暨理事會和董事會成立大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57個創始成員國的代表蒞臨與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他在致辭中高興地稱儀式為“見證歷史的時刻”。到目前為止,這個提法是習近平首次用來評價中國多邊外交實踐中的重大事件。對於中國來説,這個歷史時刻意味著中國作為頭號新興大國,不斷在國際發展事務中主動發揮引領作用,積極回應國際社會期待,展示了中國在新形勢下推進多邊外交的建設性努力,是習近平合作共贏多邊外交思想從理論到實踐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也是“有所作為”外交哲學在多邊舞臺的新發展。
合作共贏是習近平主席在重要的多邊外交場合闡述的關鍵概念,從聯合國發展峰會到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會議,從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到亞投行開業儀式,無一例外。正如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于洪君先生所言,合作共贏是習近平外交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
在國際政治語境裏,共贏意味著擺脫了零和博弈式的非良性競爭,實現各方利益都得到合理照顧的最優化外交局面。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認為,合作包括兩個基本要素:政策協調(Coordination)與政策一致(Conformity),即在政策原本具有衝突性的情況下,通過溝通、調整,使各方的政策方向趨於一致,用習主席的話説,便是“聚同化異”。若只有“協調”而無“一致”,則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
國際合作如何實現?在存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國際制度是決定性的因素,國際制度的數量與品質會制約國家之間的合作程度。發展是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亞投行作為新生的開放性區域國際制度,無疑是推進各國在亞洲基礎設施領域深入合作、推動發展的重要共贏平臺。亞投行從倡議到成立和開業只有短短兩年多時間,本身也是各創始成員國通力合作的成果,如習主席所言,“得益於各成員國精誠合作和大力支持”,也得益於各成員國在協定談判、政策制定、高管遴選等各方面工作進程中“開放包容的合作姿態、共謀發展的務實行動、規範高效的專業精神”,“使亞投行在治理結構、業務政策、保障和採購政策、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都體現出國際性、規範性、高標準”。
習近平致辭彰顯亞投行的三大多邊外交價值
習主席對亞投行寄予厚望,在致辭中稱之為“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推動完善現有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國際公共産品的建設性舉動”。可以説,“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推動完善現有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國際公共産品”正是亞投行的三大多邊外交價值。
2005年,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首次要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此後,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政治期待日益高漲。在習近平主席為首的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看來,提振全球經濟,推動世界和區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公正合理有效,引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疑是最重要的國際責任,也是中國多邊外交的首要努力方向,亞投行作為第一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國際多邊金融機構,便是這樣的産物。
亞投行致力於有效增加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多渠道動員主權國家和私營部門的資源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通過完善基礎設施推動亞洲區域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進程,改善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改善民生,提升亞洲發展中國家中長期經濟發展的潛力。不僅如此,亞投行也是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創造性嘗試,習主席在致辭中強調,“亞投行正式成立並開業,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義,順應了世界經濟格局調整演變的趨勢,有助於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發展”。法國尼斯歐洲研究所學者喬治•佐戈普魯斯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的採訪時評價説,“亞投行是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短板的必要補充,不僅可以給予亞洲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更大資金支持,對於全球經濟增長也有很大提振作用。”
基礎設施是國家提供的重要公共産品,亞投行致力於成為“專業、高效、廉潔的21世紀新型多邊開發銀行”,核心功能是為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給予國際資金支持。在中國的多邊外交實踐中,縮小南北差距、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自主發展能力,以發展促進發展中國家內部穩定和地區和平,也是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産品的重要工作。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亞投行以發展中成員國為主體,同時包括大量發達成員國,這一獨特優勢使其能夠成為推進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橋梁和紐帶。”這彰顯了亞投行提供國際公共産品的重要定位。
亞投行的成立與正式開業運營,是習近平主席思考如何有效應對人類和平與發展的繁重任務、打造“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平臺”的創造性舉措,“只要國際社會堅定信心、增進共識、合作共贏,我們不僅能夠想做事,而且一定能夠做成事。”這是習近平主席樂觀的政治期待,也是一個大國領導人應有的戰略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