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項規定：開啟全面從嚴治黨大格局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四年來，八項規定不離初衷、不打折扣，一以貫之、一路前行；四年來，認真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已經使作風建設常態化、制度化；四年來，黨風政風明顯改善，民風社風為之一新。 ——編者　　

　　【執政關注】

　　八項規定具有全局性、歷史性、系統性、戰略性的重要作用，是我們黨管黨治黨從寬鬆軟走向嚴實硬的一個重要標誌，是思想建黨制度治黨的一個重大成果，其精神內核是習近平總書記全面從嚴治黨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八項規定出臺以來的四年，是作風建設雷霆迅進、正風反腐重拳頻出的四年，是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明確、得到高度認同的四年，是全面從嚴治黨、黨風廉潔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取得舉世公認成效的四年。”日前，中央紀委駐中國社會科學院紀檢組副組長高波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從嚴治黨的政黨基因和政治基因的創造性傳承

　　“八項規定是對以‘六項規定’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從嚴治黨的政黨基因和政治基因的創造性傳承。”高波説，1949年3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作出了針對黨員幹部作風建設的六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聯繫黨史，高波説，中國共産黨自成立以來，就高度重視從嚴治黨。1926年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是我們黨制度反腐的第一個文件。往後，從井岡山、延安、西柏坡，再到進京趕考，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三反”運動，中國共産黨都是以優良的黨風，帶民風引領社風。“優良的黨風是我們黨的政治品牌、政治標誌”。

　　中國人歷來認同：“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正黨風帶民風，純黨心召民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歷史傳統和科學規律。高波説，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堅定不移開展反腐倡廉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把黨風廉潔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用優良的黨風凝聚起黨心民心。

　　無論是六項規定還是八項規定，其目標指向之一就是打造廉潔政黨、厲行廉潔政治。高波表示，儘管我們國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艱苦奮鬥的精神不能丟。“八項規定是中國共産黨的一種精神追求、價值理念。八項規定精神永遠不過時”。

　　八項規定體現了自我監督、自我凈化的精神，以及以身作則、以上率下的規矩。高波説，八項規定本質是規矩，從“輕車簡從”“不安排群眾迎送”，到“不鋪設迎賓地毯”“不出席各類剪綵、奠基活動”等，中央政治局拿出一份改進作風“立行立改”的“問題清單”，激發全黨的行動感召力和民眾的輿論向心力，形成了勤廉示範的巨大行動力量。

　　打開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大格局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八項規定，它是新時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些具體生動又意味深長的話語，道出了人們對中央八項規定的由衷讚許。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中央八項規定既不是最高標準，更不是最終目的，只是我們改進作風的第一步，是我們作為共産黨人應該做到的基本要求。‘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各級領導幹部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説到的就要做到，承諾的就要兌現，中央政治局同志從我本人做起。”

　　“八項規定是中央政治局的自治章程，最大的意義就是核心示範”。高波説，四年來，從中央八項規定到反“四風”，從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再到“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將黨風廉潔建設緊緊抓在手上，以身作則、率先垂范，黨風政風為之一新，社風民風為之一振。

　　“想通天上銀河易，力挽人間風氣難。”作風建設貴在持之以恒。管住春節的餃子、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餅、新年的賀卡等，貫徹落實八項規定精神，落點越來越精準，變化越來越明顯。高波表示，從八項規定到八項規定精神，説明全面從嚴治黨在核心示範、核心引領和核心激勵之下，向全黨拓展、向基層延伸，形成了遵規守矩全覆蓋、正風肅紀無死角的政治新生態。

　　古人説：“精神為主人，形骸為屋舍，主人漸貧窮，屋舍亦頹謝。”高波説，落實八項規定精神，看似抓的是小事，但是小切口、大縱深，小題目、大文章，小動作、大效果，背後指向的是共産黨人的精神追求和核心價值，不僅沒有“一陣風”，而且“越往後執紀越嚴”，“體現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精神，打開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大格局”。

　　登陸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12388網上舉報平臺、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監督舉報平臺、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舉報平臺、客戶端反“四風”一鍵通舉報、微信“四風”舉報等，多個網上監督舉報平臺和窗口的開設，極大地方便了群眾參與監督舉報，構築了一張監督的大網。

　　“把黨內監督和人民監督的力量統一起來，八項規定出臺的四年，是在新形勢下打了一場真正意義的正風反腐的人民戰爭。”高波説，無論是監督舉報，還是通報曝光，都提高了違紀者的社會道德成本，形成一種懲罰效益，釋放了依規治黨、依德治黨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