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事件的幾個糊塗之問：打動你的真是文字套路嗎?

　　徐劍梅

　　“羅爾事件”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洪荒之力,也看見自己內心同時存在的豐盈與荒涼

　　對於“羅爾事件”,多數人可能已經産生閱讀疲勞了。與以往那些網絡熱點事件一樣,它也始於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同情、感動和善良,並終於一地雞毛的糊塗、暴戾和荒涼。當真相逐漸浮出水面,很多人都深感失望。

　　這些天,我曾想找一個美國版的“羅爾事件”作為他山之石,但因為孤陋寡聞沒能找到。不過,慈善欺詐在美國似乎也並非罕事。這些天,隨著被稱為慈善季的聖誕季開始,報紙、網絡、社交媒體上,都有怎樣鑒別慈善組織真偽的介紹和警惕慈善詐騙的告誡。監測機構發佈的美國最糟糕50家慈善組織名單,在谷歌上也很容易找到。

　　去年5月,聯邦政府起訴田納西州詹姆士·雷諾德一家成立美國癌症基金等4家慈善機構,詐騙和濫用1.87億美元善款,這是美國史上最大慈善詐騙案,轟動一時。然而,就在感恩節後的第一個星期二——紐約一家慈善組織創設的“星期二給予日”,獲捐的錢物數量繼續增加。看來,詐捐事件並沒有打擊人們的行善熱情。

　　現在的問題在於:“羅爾事件”算詐捐嗎?顯然,他的行文有文人的誇張,他的經濟狀況遠沒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他的個人生活肯定有他的毛病,他朋友的公司的確希望通過誘導轉發分享獲得利益。並且他還有三套房子——不管能不能賣、肯不肯賣,這一現實本身就深深刺痛了很多人的內心。

　　但無論如何,事件的核心部分是真實的:他女兒生了重病——昂貴的重病。他除了痛苦,還和我們所有人一樣,對親人重病、全家致貧感到恐懼。羅爾和已經坐牢的那家詐捐美國人有著本質區別,“羅爾事件”更不是郭美美事件。

　　糊塗之二:公司可不可以從慈善中獲利?很多人感到受騙,不僅因為羅爾隱瞞自己的經濟能力,更因為有公司參與誘導行銷。但是,假設重病小女孩的家庭千真萬確繳不起醫藥費,陌生人花幾秒鐘時間轉發一次朋友圈,就有公司願意並確實代捐了一元錢,究竟為什麼不可以呢?如果這麼做不可以,以後這樣的情況,公司可以怎麼做?

　　在我看來,這樣的公司,至少不比那些通過各種網絡投票吸粉、把兒童才藝比賽搞成家長朋友圈能量大賽的公司更不誠實,也不見得比那些爭相在珠光寶氣的慈善晚宴露臉、千方百計讓捐贈活動在媒體曝光的公司格調低。參與善事的公司獲得了經濟回報,不是可以鼓勵更多公司行善嗎?如果允許公司參與並完善相關法規,今後個體求助者是否詐捐,不又多了一道驗證和監管嗎?

　　西方慈善事業中,商業公司向來是重要角色。而公司慈善,按照法律本來就有利可圖——捐款可以減免相應稅款。很多西方公司實際上也把組織或參與慈善活動,當作公司公益形象的宣傳機會。筆者斗膽説一句,中國應該允許甚至鼓勵商業公司在透明合法的前提下通過社交媒體慈善活動適當獲取利益,讓商業公司為營造全社會和社交媒體平臺可持續的誠實向善氛圍多想辦法,多做貢獻。當然,誠信監管需要跟上。

　　糊塗之三:醫院有權在社交媒體發佈具體患者的個人信息嗎?醫院和醫生有權詳細地公開病人——並且是未成年病人的病情和醫藥費清單嗎?這其實不是筆者的疑問,而來自一位醫生在朋友圈上的感慨:“醫院到底有沒有權力把這個孩子的病情公佈?這個孩子的隱私是否涉嫌被洩露?她爹洩露了孩子的隱私,別人就能去透露嗎?”

　　筆者贊同這位醫生的看法:“在我們國家,隱私權得不到保護體現在很多方面,這要求我們每個人都要注意隱私保護,要有這個意識。”但在“羅爾事件”裏,這樣的聲音似乎十分微弱,包括羅爾本人,裏三層外三層被扒皮。從財産到婚姻,個人隱私暴露得比抄家還乾淨,而且三言兩語就被武斷地上綱上線。他所遭遇的網絡霸淩和網絡羞辱,令人畏怖。

　　“羅爾事件”翻轉後,網絡上有段羅爾痛哭的視頻:都在質問我是不是騙子,沒有人關心我女兒,這個世界為什麼這麼沒有同情心?原本,正因為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他的文章才在朋友圈刷屏,迅速超出他和他朋友公司的控制,形成現象級的網絡傳播事件,引起了解內情的一些人不忿,然後——僅僅兩三小時之後,事件翻轉、再翻轉、再再翻轉。網絡暴戾和網絡羞辱,迅速代替網絡善意,一再消費著“羅爾事件”。

　　世界不是沒有同情心。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容易失去同情心?為什麼我們的信任感這麼脆弱?

　　打動你的,真是文字套路嗎?還是文字裏面的真情實感?你看見的是一個為女兒患病痛苦同時憂懼致貧的父親?還是一個企圖利用女兒患病騙錢謀財的男人?答案不取決於羅爾,取決於你自己。

　　究其實,“羅爾事件”哪真有改變世道人心的能耐,它只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洪荒之力,也看見自己內心同時存在的豐盈與荒涼。

　　（原標題：羅爾事件的幾個糊塗之問：打動你的真是文字套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