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強大生命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改革開放近40年的偉大實踐表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基本經濟制度適合我國國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雖然我國仍處在工業化進程當中，某些方面還存在不足，但是搞新自由主義無異於“飲鴆止渴”，我們必須對此保持清醒認識並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

　　一、新自由主義是“鴆酒”，絕非救世良方

　　新自由主義起源於20世紀30年代，以立場保守、政策極端右傾著稱於世，在當時並不為社會與學界所認可。20世紀70年代後期，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陷入“滯脹危機”，凱恩斯主義政策失效，包括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在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被英國撒切爾政府、美國裏根政府予以採納，因此聲名大噪。後來“華盛頓共識”的提出更是使新自由主義風靡全球，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受其影響，儼然成為經濟學界的一種主流聲音。但是，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實踐中能發現，新自由主義給世界帶來的更多的是惡果。

　　大部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後，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出現了對資本家有利的變化，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一方面，中低階層的收入上漲緩慢；另一方面，資本所有者和管理者收入劇增。據統計，在美國，2013年美國收入最低的20％家庭，平均收入只有11500美元，而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平均收入達到19萬美元。其中，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平均收入將近34萬美元。與1984年相比較，富裕程度在前20％家庭收入增長了89％，其他80％家庭的實際收入並沒有增長，而最富有的10％家庭收入增長了116％，最富有的5％家庭收入增長了146％，最富有的1％家庭收入增長了241％，難怪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人們打出了“1％VS99％”的標語。英國、日本、法國等也有著類似的情況發生。根據國際慈善機構樂施會于2015年初發佈的研究報告《財富：擁有全部，想要更多》顯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的財富，在全球財富份額中所佔比例越來越高，由2009年的44％增至2014年的48％，預計2016年將超過50％。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貧富不平等程度嚴重惡化，經濟增長緩慢。

　　蘇聯和東歐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同樣採納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結果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倒退。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供的數據，截至2003年，26個原屬於蘇聯陣營的東歐國家中，19個國家的GDP水準仍沒有恢復到1990年的水準。直到2007年，摩爾多瓦、格魯吉亞的GDP才恢復到各自1990年水準的51％和66％。俄羅斯在實施“休克療法”以後經歷了大規模的去工業化，無論是重工業還是輕工業，都受到巨大破壞，從一個世界工業大國蛻變為依賴油氣出口的資源型經濟體。經濟崩潰和貧富差距迅速擴大不僅給蘇聯和東歐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災難，而且還帶來嚴重的人口災難，許多國家都出現了人均預期壽命下降的情況。所謂的“轉型”帶來的蕭條比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大蕭條”的後果更為嚴重，其給原蘇東地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亞於經受了一次世界大戰。

　　拉丁美洲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但是經濟卻出現持續衰退。上世紀90年代後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宣告了這些改革的失敗，拉美國家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拉美國家在1982年以後出現了經濟持續衰退情況，直至1990年底才恢復增長趨勢，但是1991—2000年GDP年均1.2％的增長率，與六七十年代的5.5％的水準相差較大，更是遠低於同期東亞國家年均6.5％—7.5％的增長水準。其中國有企業私有化使部分政商精英一夜暴富，而普通民眾卻一貧如洗。2004年貧困人口已佔拉美國家總人口的43.9％，社會矛盾激化，拉美國家接連發生罷工、民眾暴動和軍人政變，社會動蕩不斷，現代化進程被迫中斷或延緩。

　　縱觀過去幾十年的世界發展歷程，新自由主義絕對不是如其所描述的“救世良方”。相反，新自由主義的氾濫使得許多國家陷入經濟停滯和衰退、社會分裂或動蕩，人民生活水準顯著下降的困境之中。它進一步激化了各國的經濟社會矛盾，是造成本輪世界金融危機發生的深層原因。新自由主義及其完成形態“華盛頓共識”之所以給世界帶來如此嚴重的危害和影響，核心在於其人性自私論、私有制永恒論和市場萬能論的理論基石，是建立在歷史唯心主義的基礎之上的，具有虛偽性和欺騙性。

　　二、必須時刻警惕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不良影響

　　在社會主義中國，也不乏奉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信徒。一些學者既沒有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也沒有科學理性地思考當代中國國情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經驗，更沒有基於實際對新自由主義學派以及“撒切爾主義”、“裏根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政策實施後果進行正確評析，而是不加研判地向國內讀者積極推薦，全盤肯定。這造成了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範圍內的氾濫，對許多人尤其是對青年學生産生了消極影響。

　　新自由主義的危害是巨大的。一方面，鼓吹“市場萬能論”，宣稱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扼殺了市場效率和活力。他們鼓吹市場自由，否定國家干預，認為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都只能造成經濟效益的損失，片面地把國家干預看作是造成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強調各行各業都用市場配置資源，甚至要求教育、醫療和一切公益事業也要市場化、商品化。另一方面，反對公有制，大肆攻擊國有企業，稱我國國有企業是“國家壟斷”，效率低下，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是未來中國成長的障礙，認為只有“全面私有化”，中國的經濟才能搞好，提出所謂“國退民進”等主張。這導致上世紀90年代後期，許多地方掀起國企改革私有化浪潮，造成國有資産流失嚴重，並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些論調和政策主張，實質是要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削弱黨的領導，破壞黨和政府對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導和控制。

　　面對新自由主義思潮對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帶來的嚴重干擾，鄧小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們要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好，要看事實，要看中國人民的判斷，而不是看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三、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適合國情，具有強大生命力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上世紀70年代末在吸取歷史和國際兩方面的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我國積極施行改革開放政策，在發展過程中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二者相互促進，豐富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內涵，使其煥發出新的生機；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諸多優點，又體現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要求。

　　我們還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既搞活了公有制經濟，又促進了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證了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有利於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和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有利於發揮各種生産要素的作用，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可以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今天之所以能夠擁有這樣比較雄厚的綜合國力和重要的國際地位，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持續穩步發展，都是與這個基本經濟制度密不可分的。

　　必須強調，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有著本質區別，也不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所施行的轉軌經濟政策。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基礎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市場經濟。中國經濟有明確的發展目標，將中、長期規劃與市場自由競爭相結合，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以實現控制總量與産業結構的平衡。如果將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對比，可以發現，強有力的國家干預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現代化趕超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更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特徵，走所謂“大市場、小政府”和國家管得“越少越好”的自由主義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38年的不懈努力，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轉折，推動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和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中國經驗”、“中國道路”日益受到全世界廣泛關注和普遍承認。

　　四、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質和特點。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獨樹一幟、成就斐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我們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並且對這條路堅定不移。所以，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不能為“新自由主義”的錯誤觀點所左右。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這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變革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妥善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充分發揮好政府和市場“兩隻手”作用顯得尤為關鍵。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政府與市場都具有配置資源和調節利益關係的功能，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統一的。政府對市場管得過多，就會抑制企業的活力，妨礙市場機制的作用，阻礙經濟發展和效率的提高。但是，單純的市場調節也存在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後性以及經濟危機、貧富分化、生態遭到破壞等嚴重弊病。因此，政府與市場作為現代社會經濟中的兩個重要調控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既不能一味誇大市場功能，減弱政府職能，也不能一味誇大政府的作用，壓制市場的活力。只有當市場與政府兩種力量有機結合，協調互補，才能揚長避短。

　　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還必須充分考慮到我國的國家性質和發展階段。我國是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實現人民共同富裕，滿足全體人民的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們必須依靠國家和政府的宏觀調控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共同利益，協調各方利益關係，廣泛凝聚發展共識，保證國民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此外，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既面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緊迫任務，又必須妥善應對經濟發展不平衡、市場體系不健全、資源環境惡化等長期問題，在這樣的國情下發展市場經濟，政府必須更好發揮作用。

　　總之，只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機制更好地結合起來，以忠誠擔當的實幹精神直面改革發展進程中的難題，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必將日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