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很忙,但日本外交很涼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臨近年末的外交努力仍在繼續,除了定於12月下旬到訪珍珠港“悼念戰歿者”,還將在下周接待俄羅斯總統普京。安倍在外交上著實很忙,但日本對外關係似乎乏善可陳、險象環生。
安倍外交小有成果但危機凸顯
二次上臺以來,安倍規劃設計了所謂“俯瞰地球儀外交”的宏大戰略性外交構想,迄今已跑遍五大洲幾十個國家。在希望圖強振興的日本精英層看來,安倍實行戰略性外交和“積極和平主義”方針,使日本在對外政策上保持了連續性和可預見性,在國際社會和所在地區的“能見度”有所提高。我們要承認,日本甩出的大手筆經援合作項目,即便帶有明確政治目的,客觀上也有利於亞非拉國家發展;在國際事務中發聲出力,至少對國際非傳統安全和全球治理來説不無益處。
但讓安倍鬱悶的是,雖然忙碌四年小有成果,但在日本外交的戰略大盤方面卻仍業績慘淡:對美險象環生、對華始終無解、對俄前途未卜。這三對緊要關係處理不好可能導致安倍對外政策前功盡棄,甚至危及其本人政治生命、動搖執政基礎。另外,安倍外交的兩個輔助盤中,對韓關係雖有些許改善但因韓國政局動蕩而風雨飄搖,好不容易拉上的南海“小夥伴們”也在“轉向”。當然,這一系列對外關係中最讓安倍焦慮的還是美國政情變化。對美國大選結果押錯寶的不止日本一家,但如安倍這般猶如驚弓之鳥者倒也無他。情急之下,安倍破例急赴紐約“覲見”候任美國總統,在全世介面前暴露出日本外交虛弱的真實面貌,凸顯日本作為大國缺乏戰略地位和應變資源的現實。
問題還是出在對華關係
思路決定出路,高度決定態度。正是思路出錯、高度偏低導致了安倍忙而無效、越忙越亂,使日本陷入戰略地位越是下沉、所處地緣政治及安全環境越令其覺得險惡的尷尬境地。
安倍的外交設計本來有著互相關聯的三大目標:促推經濟、保障安全、提升影響。但隨著中國崛起壯大,安倍自感承壓日重,導致對華認知和定位出現嚴重偏差,整天琢磨對華競爭較量,將三大目標的輸贏標準和大部外交資源都聚焦到對華博弈上,“制華抗中”變成政治正確和自律運轉。新形勢下,中日雙邊博弈與競爭外溢,呈現國際化與多邊化現象,安倍今年開展的“秋季外交”攻勢,比如對俄外交欲行突破、拉韓簽訂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推出“印太戰略”助印、強化與菲越緬馬關係、逞強主扛TPP大旗等,無一不與牽制中國的意圖有關。
事實上,中國快速崛起引起周邊國家不適是一種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但日本的問題不在這種普遍性而是另外的特殊性。日本對中國崛起反應更激烈、姿態更高調、謀劃更系統、舉措更細緻,它的全方位牽制與全要素競爭明顯超過其他國家通常意義上的做法。安倍政府這般立場是基於其主觀認知,是“歷史記憶”“現實利害”“未來憂思”等各種複雜原因綜合使然。其中主因則是兩點:第一,近代百年的歷史記憶變成日本的主流認同,其政治精英層相信“日本特殊論”,認為日本在亞洲享有先進榮譽和大國地位理所當然。第二,認定中國以如此體量、不同於西方的道路崛起和復興,全方位衝擊了同處東亞政治板塊的日本的既得利益。日本要守住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就要動用一切可能手段對華展開博弈和競爭。
這就不難解釋日本外交中的兩大怪像了。一是對外政策中超常行為過多,例如基建斥資賺吆喝、放棄原則推核電、南海利誘拉“贊助”、降尊赴美賠笑臉、跑步前進見普京。凡此種種,不免讓世人懷疑日本國格與安倍人格。二是安倍外交陷入南轅北轍的二律背反。安倍政府外交原本出發點之一是通過全球騰挪增加日本戰略迴旋空間,以提升日本國際影響力並適當“脫美”“制華”。但當“制華”成為首要任務並使“靠美”成為絕對重要路徑時,安倍在外交上越是活躍,日本越是依賴美國、地位越是下沉。
安倍“求人”“防人”不如求己
日本媒體評論安倍外交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更有甚者抱怨日本可能面臨對美“萬年屬國化”。目前來看,日本外交挑戰大於機遇,但也未嘗不是“危中有機”。當下,擺在安倍面前的是正反兩條可選道路。
第一條是老路甚或老路的升級版,即死抱“聯美”加“遠交”以“制華”的思路不放,甚至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走勢不明之際“強出頭”等。那樣的話,實現安倍版“日本夢”,即國家自主、政治大國的目標就將遙遙無期。
第二條是調整日本外交總體戰略航向,調整對華關係發展思路,抓住“危中有機”使壞事變好事。美國未來在亞太可能的收縮傾向使日本走上健康的自立自主之路較之以往更具條件。亞洲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使日本的發展及經濟利益基礎所在發生重心轉移,或可使日本外交的鐘擺向“日美同盟+日中協商”的平衡方向以及穩健保守路徑適當調整。
況且,亞太格局演進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亞太區域合作及一體化迎來新的機遇。TPP若果真在美受阻,美國貿易保護效應將增加全球經濟變數,也會衝擊亞洲經濟。屆時亞太需自助自救,同時本區域自由貿易安排也得到發展機遇。日本借此更深融入地區發展的大家庭,既有實惠也掙地位與影響,何樂而不為?
習近平主席在秘魯APEC會議上強調支持多邊貿易發展,中國大門永不關上。中日完全可以攜手推動RCEP和中日韓FTA,共謀亞太多邊貿易發展。中國提出構建以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這同樣適用於發展中日關係。但安倍對華之前強調“政經分離”,只將中國作為收益來源和汲利之處,缺乏利益共享和合作雙贏思維。最近日方提出“符合新時代的中日關係”,也僅僅是謀求把中日戰術互損關係拉回到低層級的正常利益往來狀態。這種缺乏誠意與高度的心思,加上猛烈推動的“圍華制華”外交,顯然還是那套“雙面人”做法。
如果順利,安倍還有幾年任期。假如這麼多年執政的結果只是導致日本週邊環境惡化並將對華關係帶入互疑互損的死衚同,只是使日本越來越離不開美國羽翼而地位漸沉,那他作為政治家的歷史評價和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求人”“防人”不如求己,安倍“危中求機”做出改變正當其時。(吳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