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上城教育局長項海剛：教育要為孩子終身發展而奠基

　　國際在線消息（記者 鐘磬）：究竟怎樣才算好的教育？學生分數的提升與什麼有關？當本區域的基礎教育已處於全國領先地位，教育改革還有什麼空間和動作？這是一位基層的教育局長——杭州上城區項海剛局長思考得最多的問題。由項海剛執掌的杭州上城教育局，這幾年來進行的“推進‘管辦助評’改革，提升教育治理水準”項目，不僅深化了對教育問題的思考，其開創的教育新格局也獲得了業界及公眾的好評，並在北京榮獲了2016年“第五屆地方教育制度創新獎”——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起的“由民間評價政府”獎項。那麼，項局長對這些教育問題是怎麼思考的？被公認是最難的“管辦助評”如何分離？他的理想“教育要為孩子終身發展而奠基”如何實現呢？

　　“人間天堂”裏的教育如何創新？

　　桂花飄香季節，我們在杭州見到了項海剛，一位兼具典型江南才子的儒雅和海歸學子的敏銳的基層教育局長。在素有“人間天堂”美稱的杭州市，上城區地處中心城區，東臨錢塘江，西鄰西湖，是浙江省面積最小、單位GDP最高的城區。在文脈相襲、學風繁盛之地進行教育改革，難度可想而知！教育改革，首先需要去發現問題。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指導下，上城區教育局2009年開始實施為期5年的“基於學生發展的區域教育提升”項目，希望通過第三方的評價對區域內的學生發展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診斷，去發現制約學生發展的關鍵癥結。

　　大量的調查數據調查，結果顯示：在學業方面，上城區學生認知能力和成績總體較高，但校間差異較大，初中後三分之一學生成績較低；在社會性發展方面，隨著年級的升高，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逐漸下降，“孤獨感”和“焦慮”卻逐漸上升。進一步深入分析發現：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來自多個層面，錯綜複雜，其中最深層次的癥結是區域教育治理不善——教育行政機關層級較多，職能不明確，分工不盡合理；管理人員服務意識不夠，活動缺乏計劃和統籌；中小學要參加行政部門組織的大量活動，接受很多檢查評比，還要經常“被服務”，辦學自主權沒有得到充分保障。

　　“在推進教育改革一些零碎的項目後我們發現，常常是補了左邊，右邊出問題，補了東，補不了西，顧此失彼，因為‘單點’突破，最後起不到整體效果。比如，要把學生中考成績提升上去，如果只為分數，而沒有綜合性對孩子施加影響，他可能就會學業負擔加重，情緒、身體等各種帶來負面影響。想讓學校自主發展吧，但是上級的各種指標不斷壓下來，學校疲於應付。”項海剛局長説。為此，需要進行綜合性的改革，比如，想提高學生分數，一定不會單單只針對分數，一定要關注到學生的家庭情況、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伴關係，以及學生的價值觀、心理情緒等，尤其是師生關係，簡直是學生學業的一大關鍵！綜合多方面因素，然後多部門協作統籌規劃，再分頭實施，這樣孩子負擔不重，效果更好。

　　但是，該如何讓不同部門不同的措施“綜合”起來呢？“管辦助評”的相對分離、又協同作戰的管理模式勢在必行。回顧這幾年的發展歷程，項海剛局長説：“區域教育綜合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每一項改革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在北京師範大學專家的指導與支持下，我們秉持‘以學生發展為本’的理念，對區域教育進行整體改進，探索出‘管辦助評’各歸其位的教育治理新模式。”在教育改革中人們聽得最多的“管辦評分離”，“管”即“管理”，就是政府職能部門對教育的宏觀規劃、引導和把控，協調服務；“辦”即“辦學”，學校運行的狀況、教學品質等等；“評”即“評價”，所謂“高考指揮棒”就代表了一種“評價”。“管辦評分離”是傳統的教育管理向現代教育治理模式的轉變，這也是世界教育發展的大趨勢。但是，問題來了：“管辦評分離”説説容易，但做起來卻是難上加難：教育局權力下放之後管什麼？校長真的可以不聽教育局的？第三方的專業評價體系如何建立？杭州上城為什麼還多出來一個“助”？

　　權力下放後如何“管”？

　　“現在的辦學自主權更多地體現在‘可選擇性大了’。對於教育局給出的方向性制度，以前‘學校要不折不扣地執行’，現在則可以選擇執行：可以採取‘拿來主義’直接使用，可以部分使用，可以改造使用。與以往相比，是教育局在工作思路上很大的改變。”杭州勝利小學張浩強校長如是説。

　　機構調整和簡政放權，教育局機關工作人員由原來的38人減少到29人，局機關會議也大幅減少。項海剛局長自己也深有體會：“我自己做過教師、校長，我做校長時就很不願意到教育局去開會。我聽一位校長説過，以前他曾經一星期到教育局去開了11個會！可是要上傳下達，好像又必須開會。所以，我們建立了一個機構，像篩子一樣過濾，能不開就不開，或者把會議合併起來開，現在校長每年來開會的次數我限定在一年4次！”

　　權力下放後如何管？上城區教育局從以下四方面予以加強：一是提高學校管理能力。比如，行政機關和導助部門加強服務，提高管理工作的針對性；二是規範行政管理行為。行政機關對原有工作流程進行梳理和優化，對重大行政決策、招生、人事招聘、規範性文件制訂等工作流程進行規範，提高工作效率和透明度；三是擴大民主參與渠道。在決策過程中，吸收教師、家長、學生、社區居民參與管理，多次召開“十場千人”意見徵詢活動，共同完善工作思路；四是加強結果問責。三年發展規劃的終結性評價結果，與校長任免、教師績效掛鉤，保證學校辦學的方向和效果。

　　怎麼“助”：如何從“以教師為中心”到“以學生為中心”？

　　一次英語課後，北師大趙德成教授與教研組全體教師交流。趙老師問上課教師：“您老家在哪？”教師答:“安徽。”趙老師：“您的口音比較重，‘安徽’兩字的讀音不準，跟我念一下：‘安徽’。”教師：“安徽。”教研員：“還是不夠準，再來，‘安徽’。”老師：“安徽。”教研員：“好多了，再跟我念一次‘安徽’。”老師：“安徽。”教師此時的臉紅了。趙老師笑了，説：“你剛才就是這麼耐心地教您的學生的，可您有沒有想過那學生的感受可能和你現在差不多。”教師們都沉默了。

　　旁聽的教研員們受到啟發，請來了北京市小學數學教研員劉延革老師給老師們上數學課，其他老師旁聽，讓老師再做一次學生，去體驗學生的感受。課堂上，劉老師把一些老師平時在課堂上對待學生的種種手段都用來對待這些“學生們”：批評、表揚、諷刺、禁言、冷落、罰站……課後，很多老師説：深受刺激！原來一些自己以為正常的教育行為落到自己身上是那麼的難受！連續多次的教研培訓“再做一回學生”，讓很多老師反思自己平時的教育教學行為，在課堂教學中開始謹慎的行使自己的批評權和表揚權。

　　這就是為什麼杭州上城區在“管辦評”的裏面多加了一個“助”字。局長項海剛介紹：上城區將所有幫助學生發展的教研室、信息中心、科研中心、師資培訓，全部關聯在一起叫“助”。在北京師範大學專家指導下，上城區“學生成長支持中心”應運而生，專門為不同類型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而設立，項目包括：學生心理援助項目、學生行為改進項目、學生學習支持項目、學生能力拓展與社會實踐項目，專門服務那些家庭處境不利、學習成績落後和焦慮抑鬱、行為有偏差的學生，以及在身心、學業方面有較好發展潛能，在學校“吃不飽”的學生，擁抱每一個孩子的潛能。

　　同時，建立起以教育牽頭，融公安、檢察、司法、法院、綜治、婦聯等多家部門聯手參與的“1+6”助力團隊，共同研究區域學生輿情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定期進行學生輿情檢測。“這幾年，上城區在校學生‘零犯罪’，與上城區學生成長支持中和‘1+6’助力團隊很有關係。學生成長支持中心起到了樞紐作用，聯通了社會、學校和家長，把犯罪的苗頭遏制在萌芽狀態，把處於違法邊緣地帶的少年拉了回來。”

　　“評”：用評價撬動改革

　　“當我看到有人被別人利用時，我會想去保護他們”，測的是學生的“正義感”；“在做決定前，我試著看看不同立場的人的觀點”，測的是學生能“換位思考”。“對那些比我不幸的人，我經常有心軟和關懷的感覺”，測的是學生的“善良和同情”。

　　“教育改革的方向有很多，評價起的是導向作用。”上城區教育局局長項海剛説。但學生發展性的評價一直是難點，為此上城區成立了“上城區督導與評價中心”。自2009年至2015年，評價中心為全區、學校、教師和班級報告共約3.2份反饋報告。通過數據的解讀，校長們開玩笑説評價中心對學校掌握的情況“比當校長的還要清楚”。測評學生不僅要關注學業成績、學習興趣、學習態度，更要學生關注公民的基本素養：情緒情感、價值觀、社會公正、社會信任、法律意識、自我意識、問題行為等。通過分數以外的許多測評數據，教師和家長讀到的是一個鮮活的完整的個體，一個健全的人。

　　“老師從來不會當著同學的面批評我。”“老師鼓勵我們説出自己的見解。”等等為題測試教師是否公平，尊重學生時，對教師的觸動更大。教學改變，關鍵在教師。發展性測評通過專業性評價，讓教師及時獲得所需信息，提供促進教師個人專業發展的對策依據。問卷顯示，85%的教師認為，發展性評價有助於了解自身的優點和不足。當評價學生、教師不單單以學業成績為唯一指標時，教師的很多觀念被改變了，行為也在悄悄改進。“管辦助評”在杭州上城區推進了7年，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主任，研究員田慧生認為：上城區的教育改革探索方向明確、重點突出、措施得力、效果顯著。

　　在“第五屆地方教育制度創新獎”的頒獎典禮上，主持人讓各地方教育局長描述自己的教育理想，項海剛局長説：在教育的內部，我認為基礎教育一定要關注孩子的價值觀、生涯發展、幸福指數等等，為孩子終身發展而奠基；而在教育外部，我們需要喚醒全社會對教育的重視和關注，因此，我們即將推出“星級家長執照”工程，希望讓許多父母甚至是剛剛領結婚證的年輕人群體，開始進入學習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