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血案彰顯歐洲安全與社會極劇動搖

　　12月19日，柏林聖誕市場發生卡車襲擊事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和50人受傷，是新世紀以來德國遭受傷亡最慘重的恐怖襲擊事件。根據德國內政部門和警方調查顯示，一名去年進入歐洲的巴基斯坦難民涉嫌製造了此次襲擊。“伊斯蘭國”組織通訊社稱，此次襲擊是效忠該組織的“聖戰者”所為。反映了近年來歐洲安全挑戰不減反增，往日的和平安寧將長期成為一種奢望。

　　自2015年初巴黎恐襲以來，法國、比利時便接連遭受襲擊。而德國作為難民接納大國和歐盟主要成員國與法、比相比，人們印象中仍然離恐怖襲擊遙遠。但自2016年科隆跨年夜性侵事件以來，德國接連出現了中東背景移民襲擊事件，如7月份，一名與伊斯蘭國關係密切的27歲敘利亞男子在巴伐利亞州安斯巴赫市的一家餐館製造爆炸；一名來自敘利亞的21歲難民在巴伐利亞州羅伊特林根市持刀砍死一名孕婦並砍傷另外一男一女；1名與極端組織有聯繫的17歲的阿富汗籍男性難民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維爾茨堡市附近的一列城際列車上用斧子和刀具襲擊乘客，造成多人受傷。而在柏林血案的前幾天，德國警方破獲了1名12歲伊拉克裔少年企圖用炸彈襲擊路德維希港聖誕市場的案件。這些案件造成的傷亡與柏林、巴黎和布魯塞爾相比更小，但足以將德國和平安寧的氛圍撕得粉碎，恐怖襲擊不但出現在大城市，甚至能在偏遠地區發生；不但用槍彈和炸藥，也會用汽車和菜刀。正如德國基民盟聯邦議員博斯巴赫所言：“恐怖分子通過這次行動發出了明確信號，即他們能在任何地方、以各種方式發動襲擊”。

　　而接連發生的恐襲，不但讓歐洲人民流盡血與淚，也在撕扯著脆弱的社會認同。恐怖襲擊的發生，給了本已“聲名鵲起”的民粹勢力更多攻擊歐盟移民難民政策，向民眾灌輸極端化、保守化看法的彈藥。法國國民陣線領袖勒龐稱德國總理默克尓對此次襲擊“負有責任”；德國選擇黨籍歐洲議員馬庫斯在推特上將死難者稱作“默克爾的死者”；英國獨立黨黨首法拉奇則直接稱柏林襲擊是默克爾難民政策的“遺留産物”。在這種宣傳刺激下，歐洲本地人對“外來戶”仇恨越來越體現在實際行動上：今年德國攻擊難民營案件的數量是2014年的4倍，在柏林襲擊的同日，瑞士一家清真寺發生了槍擊事件。而這些極端排外行為，也在進一步挑撥族群與宗教見矛盾，擴大了恐怖襲擊的預期效應，使得“親者痛而仇者快”。《經濟學家》雜誌也評論稱，如果恐怖襲擊接二連三的發生，德國反民粹、反右傾極端的全民政治共識可能不保。

　　而歐洲領導人對於恐怖主義威脅的態度，也有著“直面”和“不直面”的兩面性。從恐怖主義的現實威脅上，歐洲各國領導人都高度重視，法國在新年前後部署了3.6萬名憲兵維穩，德國在吸取科隆事件教訓後加大年末的安保措施，而歐洲航空旅客登記、極端分子信息國際間共享方面也取得較大進展。但各國卻不願直接承認國家陷入不安全、民心慌慌、仇恨的鎖鏈難以斬斷，極端化的種子在歐洲的土壤上生根發芽。德國官方在柏林襲擊後遲遲不願將事件定位恐怖襲擊，此前幾次襲擊的性質定義亦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尤抱琵琶半遮面”。誠然，維護國家安定團結是政府的必由之義，然而不願客觀承認當前形勢卻又會進一步引發民眾的不信任和恐慌，也不利於直面和解決問題。但從恐襲選擇的目標和手法上，恐怖勢力已經瞄上了歐洲傳統的文化及理念，如柏林聖誕市場是基督教和歐洲安定祥和生活方式的標誌；附近則是象徵著德國重回自由的一座教堂遺址；而在布魯塞爾爆炸案的地鐵站附近就是歐盟總部。因此，一連串恐襲在向歐洲長久以來的文化、生活方式及信念理念發起挑戰，其對歐洲的創傷將遠遠超越經濟和人員損失。默克爾總理仍表示稱，聖誕市場不會關閉，否則是“向邪惡勢力的投降與屈服”，表達了歐洲捍衛自身安全與信念的覺悟。然而歐洲及周邊動蕩地區的恐怖土壤深厚，本土與外來、文明與宗教的對峙與衝突依舊尖銳，恢復往日和平與安寧將歷經長期鬥爭，並考驗領導人的勇氣和能力。（董一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