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光明論】賈康：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迥然不同

　　編者按：日前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統籌推進“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重大工程項目落實，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補短板”的重要內容。可見，2017年中國經濟的關鍵詞仍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時，總有些人習慣於從西方經濟理論中尋找依據。供給側結構改革提出後，一些人馬上提出，改革的理論基礎來自於西方的供給學派。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製造負面輿論。”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指出，雖然共享“供給”一詞，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的“轉世輪迴”，兩者的改革路徑南轅北轍，不可亦步亦趨。以下刊發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蘇京春的約稿文章以饗讀者。

　　作者：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蘇京春

　　在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是相反相成而並存的一對關係。需求管理是總量管理，側重於在反週期概念下，各個年度短期視野內調節宏觀經濟運行中銀根的松和緊、施行總量的刺激或收縮。供給管理更多地著眼于中長期和全局的發展後勁，考慮不同角度的結構優化，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兼顧一般、協調匹配等，而且需要引入制度供給問題，把物質生産力要素與人際生産關係變革打通來尋求優化方案。結合全球經濟實踐，雖然都有從供給側著眼的特點，但我們認為，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也曾出現過的冠以“裏根經濟學”之稱的供給學派的主張，與中國現階段下決心推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內涵有重要的區別，不同之處表現在多個方面，本文主要從三個視角簡要分析。

　　産生背景：發展中國家轉型發展

　　美國供給學派産生的主要宏觀經濟背景是美國經濟於20世紀70、80年代突發的“滯脹”。針對於此，在裏根擔任美國總統之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來刺激宏觀經濟，甚至通過把名義利率提高到20%以上來試圖壓制通脹，但政策結果卻是僅對於滯脹中的“脹”發揮了一些作用，而對“滯”的解決卻毫無貢獻。1981年，裏根提出“經濟復興計劃”，聲明與過去美國政府以需求學派為指導思想的政策相決裂，改以供給學派理論為依據，採取了大幅度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經濟增長和減少政府干預及赤字壓力，並主導了兩次重要的減稅措施的制定與實施（分別於1981年和1986年）。在美國處於高通脹、高利率的不利形勢下，裏根經濟政策有效平抑了通脹，並保持赤字大體處於可控制水準。

    圖為河北省化解鋼鐵過剩産能行動中對張家口市冀鋼鋼鐵有限公司450立方米高爐進行拆除 陳曉東/攝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産生的主要宏觀經濟背景與美國20世紀80年代所面臨的“滯脹”完全不同，中國所面臨的是經濟發展階段轉換過程中的中長期增長和結構調整遇到的瓶頸制約。過去30多年經歷的高速增長堪稱“中國奇跡”，但未來10—30年的發展將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減速壓力，經濟可持續快速發展的難度顯著加大。2011年以來的宏觀經濟下行已引出經濟增長“新常態”概念。我們可從兩個視角來理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從內部因素看，與自身技術水準提升、改革紅利、內需擴大、加大投資等有關，然而高速增長作為後發經濟體在特定追趕時期的一種普遍增長形態，會隨著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和其他相關要素、機制差別的縮小，而呈現出增長速度規律性地向成熟經濟體水準逐步收斂的態勢，這意味著在經濟發展初期所具備的技術性後發優勢、帕累托式的改革紅利等，將逐漸消失殆盡。

　　從全球範圍看，拉美地區多國都曾經歷30年黃金增長期，日本、韓國在趕超的過程中也曾經歷先高速增長後逐步放緩的階段。中國經濟正是在2010年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在這種意義上的收斂也已經開始。從外部因素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全面開放條件下人口、原材料等要素紅利作用下的全球化份額攀升有關。然而，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儘管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採取了以寬鬆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但總體形勢複雜嚴峻，中國以歐美日等主要貿易夥伴的需求帶動出口進而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不可持續。為了處理好新階段“動力機制轉換和優化”問題，需要考慮“怎麼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需要建構經濟增長中轉型升級的新動力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