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環保約談來得更猛烈些

　　1月19日，環保部對山西臨汾市政府主要負責人進行了約談，督促臨汾市嚴格落實環境保護主體責任，深化大氣污染治理，強化重污染天氣應急響應，儘快遏制大氣環境品質惡化趨勢。約談要求，對長期超標違法排污的企業，要堅決按《環境保護法》要求，實施按日連續處罰。（相關報道見北京青年報）

　　臨汾市被約談，毫不突兀。去年12月23日，山西省環保督察組已對臨汾市7個縣（市、區）進行約談。2016年，臨汾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同比增加31天，優良天數同比減少22天，大氣環境品質已連續兩年呈現惡化趨勢。特別是2016年入冬以來，二氧化硫濃度均值嚴重超標。此番景狀不僅引發市民不安，也成為一個輿論高度關切的公共事件，至今尚未平息。

　　“深感不安，心情沉重，如芒在背，如坐針氈，接受約談，正視問題……”臨汾市市長劉予強在約談會上如此表態。這是檢討，更是承諾。臨汾環境品質惡化，完全歸咎為臨汾市政府不作為並不客觀，但從相關部門開出的“診斷書”看，當地政府確該承擔相應責任，比如綜合督查整改不到位、重污染天氣應急響應不力，等等。

　　近年來，環保約談越來越常見，約談已是環保部門的一大監督利器。在以往，環保部門約談的對象往往是企業，但2014年開始約談政府，其背景是當年5月出臺的《環境保護部約談暫行辦法》明確規定，環境保護部可以約見未履行環境保護職責，或履行職責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其相關部門有關負責人。從河南安陽到湖南衡陽，從貴州六盤水到山東臨沂市，從河北承德到此次山西臨汾，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被約談。

　　環保約談看似只是動口，只是聊聊天、談談心，實則不然，約談與問責密切相關。去年12月7日，環保部發佈數據顯示，2016年第二批7個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自11月24日起陸續實現督察進駐起，截至12月5日，共立案處罰295家，拘留18人，約談問責275人。2015年河南省駐馬店市政府負責人被環保部約談，該市對7名政府責任人員免職、警告，其中4名是環保系統的工作人員。別以為環保約談只是走過場，約談這一行為本身，就潛含著問責機制。

　　當然，問責並非約談的全部目的，主要也是一種手段。環保部門是帶著問題清單約談，對著整改帳單提要求。每次約談通常會提出，環境品質“只能更好，不能變壞”，必須整改到位。這次也不例外。其具體程式是，被約談地方的整改方案，要在20個工作日內報送環保部，並抄報所在省級人民政府。為保證整改到位，環保部必定要動真格——仍以此次約談為例，環保部暫停了臨汾市新增大氣污染物排放項目的環評審批（民生及節能減排項目除外），並要求山西省環保廳以及臨汾市縣兩級環保部門同步執行。如此動真格，也意味著約談絕非走過場，整改必須見效果。

　　關於約談，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説過去環保部門只管踩剎車，而地方主官只管加油門，現在是要讓地方決策者和環保部門一起來給環境污染踩剎車。這正是環保約談存在的現實意義。通過約談，環保部門更有“存在感”，更能有效發揮自身職能；被約談之後，地方政府更能意識到責任缺失的危害，從而提升守土盡責的意識，切實履行環保責任，解決突出環境問題，保護公眾的環境權益。

　　“約談不空談，環保才不難”，如今環保約談已越來越常態化、法治化。構建生態文明，呵護美麗中國，離不了良法善治，更離不了良法貼地而行。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健全約談的運行機制，並將問責手段透明化，滿足公眾的監督權，就能更大程度發揮約談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