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與行動

　　核心提示：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部分領域改革取得突破的決勝之年。我們要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和重大戰略決策，在掌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原則和重要精神的前提下，深入調研，加強學習，提高本領，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實際；抓住想幹事、敢幹事、幹成事的關鍵點，健全正向激勵機制，創造性開展工作，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良性循環見成效。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要堅定信心、知難而進，盡心盡力把經濟工作做好，為迎接黨的十九大的勝利召開奠定繁榮發展的堅實基礎做貢獻。

　　近兩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實施戰略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國經濟建設在“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和顯著成效。但仍存在定位不清，邏輯不密、體制不順、措施不到位和效果不夠好等問題和矛盾。2017年，必須更要直面這些矛盾，突出問題導向，求真務實，找到問題的關鍵節點和突破口，集中力量形成突破，運用市場形成趨勢和規律，政策順勢而為、精準發力，真正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中國經濟所具有的戰略性、系統性的影響與地位。而深化改革並不是一件容易而又簡單的事情，經過近兩年的探索實踐，我們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必須在以下五件事上進行深入的探討和形成最大程度的共識，才可能真正意義上取得突破，即：擺得正、深得下、找得準、改得動、行得通。

　　1．“擺得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是什麼？

　　當前，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地位的認識已經基本廓清，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主線”。那麼接下來的關鍵就是，何謂“主線”，“主線”又將在哪些方面發揮其核心的效用和效力？從“主線”的含義來看，一是主渠道。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們當前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渠道，先後承接、主攻輔助、短期長期等排兵布陣的策略，都需根據供給側改革的要求和目標進行組織。二是體系。有主線就有支線，主支結合，既枝葉繁盛，又協調一體。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含的內容絕非僅僅是供給這點事兒，其包括要素市場的完善、資源定價的合理、産業組織的現代、生産製造的升級和市場管理的科學規範等各個方面，每個方面在具有自足性的同時，統一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之中。三是大邏輯。受到問題與矛盾複雜性、綜合性的影響，不同的視角、不同的階段、不同的需求看待同一項改革會産生許多不同的觀點、意見和實施策略。何謂對，何謂錯，既有待於實踐的檢驗，也依賴於小策略與大邏輯的契合。符合大邏輯的即使個體的短期效果不顯著，但依然為改革在整體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符合大邏輯的，即個體的短期效果極為明顯，但可能在整體上的作用並不凸顯。

　　説清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地位，另一個必須明確的概念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從宏觀意義上看，作用不外乎有三種：一是規劃，即確定做什麼，目標、要求、時間表、路線圖各是什麼；二是戰略，即在基礎上確定有什麼，在方向上確定要幹什麼，在政策上如何開展如何做；三是策略，即根據現有的條件、確定主要原則，集中力量，實施有效地突破。按照黨中央對“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引導經濟朝著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提出引領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政策框架”的定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應是“戰略”屬性。也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整合現有資源，融合現行規劃，平衡各領域和産業間的關係，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結點，而實施的總體策略和措施體系。這樣，中國製造2025、創新驅動發展、“互聯網+”等一系列新規劃、新概念、新模式就統一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之下、邏輯之中、戰略節點上。

　　2．“深得下”：深化到底深化什麼？

　　黨中央指出，2017年的經濟發展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以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根據這一部署，總體上，深化的重點主要包括以下五點：

　　一是穩中求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滿足於穩中求進的要求。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首先要強調有利於經濟的穩定，既以基礎性資源開採、基礎性材料供給、基礎性中間産品和零部件生産為核心，保持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並在穩定的前提下在産業鏈的末端和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穩和進”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

　　二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對於新發展理念從理解和樹立層面，要走向貫徹落實層面。創新發展要在積極推進技術創新的同時，做好應對高折舊風險和增強知識産權價值的安排；綠色發展要在降低排放和消耗的同時，更好地轉變經營機制，讓環境成本合理、公平、透明地落到每一個人的頭上；開放發展要在堅持“一帶一路”，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同時，堅持公平、有序和對等的原則，在承擔開放義務，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穩定的同時，更好地發展和提升自己；協調發展要重視區位、産業和模式的協調，發展的不是某一個産業，而是一個産業體系，完善的不是一個手段和方法，而是一種橫向充滿的理念和一系列縱向通貫的模式；共享發展是對分配製度和最終目標的一種強調，共享不是平均，而是帶有一種適度平衡性的分配安排，既有激勵，也有托底平均，但分配不僅僅是生産（供給）的附屬環節，更重要的是共享性的分配是生産（供給）的最終目標的組成。在貫徹落實的時候，市場能做的正向産出，在制定了政策之後就交給市場；政府主要做市場無力做，或者無法高效做到的部分，也即上文中列出來的“而”之後的部分。

　　三是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新常態理論體系的提出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了，我們對新常態的管理要求也從認識和適應階段，轉向適應把握和引領階段。從2017年的情況來看，供給側改革的關鍵著力點還是適應和把握，但是要嘗試，要培育，要動起來，要因勢和造勢，所以“引領”未必是確定項，更是一種未定項和嘗試項。我們既要保持定力，合乎戰略，不急於求成，但也要把握機遇，促成要素和資源轉化，儘早實現改革目標和形成突破，以取得實際成效為目的。

　　四是以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中國經濟的傳統模式是一種標準化、規模化的發展模式，即以最高的效率實現對經濟生産的標準化設計與改造，然後轉向産業鏈細化和規模化生産，再以低成本、規模化為基礎形成標準化産品的産出。品質和效益作為經濟發展的中心，即是對規模化和標準化的適度糾正，以品質來求得差異，並通過差異來獲得市場，進而通過差異化的市場出清來提升生産體系的效率和效益。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就是通過技術、産品和模式的創新，追求高品質、高效率、差異化産品的新生産體系。

　　五是適度擴大總需求。擴大總需求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擴大總需求的量，二是擴大總需求的額，我們擴大總需求，需要兼顧好這兩個方面。差異化及其所擁有競爭性壟斷的市場結構是較好的擴大總需求額的方法，而高效的市場機制和智慧配置是實現適度價格歧視，從而拓展總需求量的有效方法。因此，適度擴大總需求，既要求適銷對路的供給創新，也要求高效智慧的市場創新，並捕捉需求特徵，加強預期引導，避免各類産品供大浪費和供小短缺的問題。

　　3．“找得準”：供給側改革的主攻方向到底是什麼？

　　黨中央對這個問題其實有明確的答案，就是提高供給品質。那麼接下來需要分析的就變成了以下四個問題：

　　第一，什麼是供給品質？所謂供給品質就是減少無效供給，提高有效供給。

　　第二，什麼是有效供給，什麼是無效供給？這個問題回答起來倒也不難：供而無求，謂之無效；供而有需，是謂有效。也即是不是有效供給，要看是否有市場需求與之相對應，有需求而且不過剩就是有效，沒有需求或是過剩就是無效。

　　第三，供給品質是個體的概念還是群體概念？也即，我們追求的究竟是像中央電視臺所拍攝宣傳的那樣的優秀個體，還是按照新理念、新模式、新鏈式而形成具有複雜生産能力新供給體系？我認為，關鍵在後者，也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樣板戲”，而是“全民健身運動”。按照新的模式和理念，將“健康”因子無處不在地滲入到經濟“肌體”之中，並形成經濟“肌體”各器官、組織之間的新的組織方式和溝通機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關鍵在“著力提高整個供給體系的品質”。

　　第四，如何提高供給品質？提高方法很複雜，但提高的路徑很清晰，即“使供給體系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和調整”。而要按照這一路徑推進並不是容易的事情，首先要弄清楚需求結構的變化規律，特別是居民和家庭消費的“個性化和多樣化消費將漸成主流”的規律；然後是如何讓需求結構的變化為供給體系最快地感知並適應，必須調整現在決策效率緩慢的生産組織方式和市場運行方式，加強“分佈式”思維在生産組織中的落地，加強智慧化、大數據在市場運行中的應用；再次是如何使供給體系能夠高效、快速地適應變化和調整，必須在産業鏈、專業化、智慧製造、個性化訂制等領域取得全面突破，並實現政策再組織和市場自組織的有效協同；最後是供給要能夠在感知需求的同時，把握規律，主動創新和引導需求，也即供給能夠産生和帶來需求，但應在基本態勢形成後，迅速轉為構建需求生態，從而使需求轉入長期、持續、擴張和穩定的態勢之中，匹配産業所需要的需求環境和規模支撐。

　　4．“改得動”：“三去一降一補”該如何排兵布陣？

　　在2016年的“三去一降一補”的改革策略和佈局體系之中，很少有人問及“三去一降一補”彼此之間的邏輯關係，而是根據本地的特點，將其作為獨立同分佈的政策向量，予以分別施行。而到了2017年，既然供給側改革以“深化”作為統領，在改革措施不斷深化的同時，我們對於改革策略的深化討論也應同步展開。

　　從“三去一降一補”彼此間的政策重點和針對問題的關鍵矛盾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的措施體系在總體上存在層次性和結構性，如圖1所示的情形。

圖1  “三去一降一補”的措施間的層次和邏輯性

　　“去産能”總體處於優化行動和率先收穫的領域。因為供給側改革強調生産模式和企業組織的變革，必然導致部分生産設備過剩，部分産能閒置。抓住有效時機進行産能處置，一方面可以有效盤活生産性固定資産的價值，使轉型企業面臨的壓力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可以使資源與要素從固化在原有的經濟結構和生産體系中釋放出來，從而配置到效益更好、效果更加突出的領域中去。因此，“去産能”的主要職能是優化經濟資源和要素的配置水準與市場環境。

　　“去庫存”總體處於與“去産能”相銜接的位置。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方面對生産性庫存要進行合理而有序的去化，以降低企業的存貨風險和庫存成本，並可以推動企業主動採用新的生産技術和生産設備，也即去庫存的第一層含義是為了增強企業轉型的主動性；另一方面對資産性庫存要進行合理的利用和去化，房地産的庫存高企，價格高企，泡沫累積的程度較高，通過對資産性庫存的合理利用，既支持實體經濟企業的發展，又有效地降低宏觀經濟風險和資産市場風險，降低風險成為去庫存另一層含義。

　　“降成本”總體上處於第三個推進層次。在釋放閒置資源和要素，有效控制風險並增強轉型的主動性的條件下，要通過“降成本”做好三件事：一是穩，穩住現行經濟主體的經營狀況和生産安排，獲得一個相對良好的改革環境；二是轉，通過具有結構導向性安排的降成本措施，支持並引導企業的轉型，低成本的環境和高收益的引導，往往很快可以形成市場的正向協同；三是增，通過降成本來增加新産業、新産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收益水準，並形成趨勢性和遞增性的預期，這樣有助於資本和資源向供給側改革的關鍵環節進行集中，從而自動破除轉型和發展“瓶頸”。

　　“去杠桿”將資産價格回歸到收益率定價的軌道中來。“去杠桿”的直接含義是防範現金流和資産價格風險，而之所以出現風險的原因是資産價格與資産收益之間的比率失衡，從而導致資産收益低於了形成資産所須償還的債務成本，一旦現金流斷裂，就將啟動資産處置程式，較高的資産價格風險就勢爆發。因此“去杠桿”的本質要求是將資産價格回歸到與收益率相匹配和平衡的水準上去，收益率高，資産價格高，融資能力強，資源和要素集聚水準高，而不是依靠資産溢價來螺旋上升的資産泡沫。

　　“補短板”是對供給側改革的新環境破除“瓶頸”，優化環境，保障産權，培養動能。我國當前存在的短板既有資源、要素、資本等配置失衡的硬短板，也有制度、機制、措施和産權等設計落後或是保障不足的軟短板，在供給側改革取得初步成果後，通過“補短板”迅速推動供給側改革的新模式、新業態、新技術發展壯大，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能。也即“補短板”不是補當前的短板，而是補轉型的短板，以及轉型之後新發展環境的短板。目前，應著力於基礎性和共性短板的推進與完善。

　　5．“行得通”：“三去一降一補”該如何實施？

　　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和意義的表述，即“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週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係新的動態均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循環不暢”，而要構建的核心機制是“供求關係新的動態均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必須先解決好這兩個“核心”。

　　第一是解決經濟循環不暢的問題。經濟循環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經濟資源和要素配置中，是否實現了高效、有序，是否將閒置資源激活，並進行有效配置；商業和服務流通交易中，是否實現了市場出清；生産組織體系中，是否實現了對産品的品質和效益提升。而解決的思路和角度，則要從結構性視角出發，從供給側著手，實現有效的突破。如對於經濟資源和要素的配置，要著力解決好要素市場體系的完善、優化問題，破除不合理的資格、資質或戶籍對要素市場的人為分割；對於經濟資源則應從源頭上加大改革力度，既解決好“僵屍企業”所固化的資源問題，又加大價格改革力度，完善資源市場及價格機制。再如對商品和服務流通交易中，要根據需求的變化而相應地調整産品設計概念、産品流通體系和市場配置能力，重視産品的差異性，形成市場對差異化産品的高效配置和個別定價，優化産品流通體系，創造性地運用業態、模式、渠道、共享、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概念，提升市場體系的效率和智慧化水準。另外，對於生産組織體系的突破主要來自於對“中心—週邊”生産組織模式的超越，來自於對規模經濟主導的標準化生産體系的超越，來自於對不斷簡單性的細化分工、壟斷性的延長産業鏈産業組織形態的超越，在供給層面引進入分佈式、智慧化、彈性化等新概念和新方式。

　　第二是形成供求關係新的動態均衡。均衡是指在資源要素充分利用條件下的供給與需求的平衡，這本身就是一個較高的要求，即要素市場充分利用，商品服務市場高度出清（類似于IS-LM曲線的交點）。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均衡的前面加了一個關鍵性的要求，即動態，也即均衡要即時、高頻、低損失的持續保持，難度再度提高，必須對經濟體系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對生産組織進行深度而全面的調整才可能實現。這一方面對生産組織方式提出了要求，供給決策鏈條不能太長，市場具有自組織的良好響應，企業間的信息充分而對稱。另一方面對産品設計、生産和銷售體系提出了要求：産品設計要具有開放性，便於形成DIY、訂制化和模組化等生態；産品生産要具有協同性，在高效、充分的市場信息環境中，産品生産進一步壓縮內部化，而更多地轉向外部高效配置；産品銷售要具有差異化定價、再製造生態和主動性搓合的能力，並要求在知識産權保護、現代産權體系完善、新一代信息系統、國家大數據體系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和形成關鍵結果。

　　第三是在兩個“核心”建設和突破取得初步成果的條件下，形成我國2017年“三去一降一補”的行動重點。即：去産能方面，要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産能。要抓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創造條件推動企業兼併重組，妥善處置企業債務，做好人員安置工作。去庫存方面，要堅持分類調控，因事因地施策，把去庫存和促進人口城鎮化結合起來，提高三四線城市和特大城市間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提高三四線城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準。去杠桿方面，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業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加強企業自身債務杠桿約束等。降成本方面，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補短板方面，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要更有力、更紮實推進脫貧攻堅各項工作。

　　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部分領域改革取得突破的決勝之年。我們要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和重大戰略決策，在掌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原則和重要精神的前提下，深入調研，加強學習，提高本領，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實際；抓住想幹事、敢幹事、幹成事的關鍵點，健全正向激勵機制，創造性開展工作，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良性循環見成效。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要堅定信心、知難而進，盡心盡力把經濟工作做好，為迎接黨的十九大的勝利召開奠定繁榮發展的堅實基礎做貢獻。

（來源：宣講家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