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方敏：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研究略論

　　   【編者按】：本文為作者在2016年9月召開的“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研究”理論研討會所作主題報告的基礎上修改充實完成，發表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7年第1期。文章明確指出，習近平同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理論的重大貢獻，在我們黨歷屆中央領導中是前所未有的；抓緊確立、研究、宣傳和貫徹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長遠戰略意義。作者分五篇二十論系統闡釋了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的基本框架，並強調：研究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還不到給現行的國資國企改革唱讚歌的時候，重點是要以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為武器，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為端正改革方向提供根本依據和指針。

　　   宋方敏：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研究略論

　　   【內容提要】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根基部分，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從研究的角度梳理內容，可細分為地位作用、改革方向、企業制度、産權探索、轉型發展等五個方面，是一個博大精深又切合實際的科學體系。研究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應該堅持姓馬與姓中的統一，繼承與創新的統一，經濟與政治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總結與探索的統一。抓緊確立、研究、宣傳和貫徹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長遠戰略意義。

　　   圍繞“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國家改革和發展，基礎是經濟改革和發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是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要現代化。其中，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如何定位、如何改革，是重中之重、關鍵的關鍵。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根基部分，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本文試就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的確立依據、研究意義、基本內容框架和方法論原則作出概略闡析，旨在為深入學習研究這一寶貴的理論創新成果提供參考，推動國企改革實踐全面貫徹落實。

　　   一、確立和研究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意義重大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居於決定性的基礎地位。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和基石，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前提和保證。能否旗幟鮮明地堅持和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毫不動搖地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理直氣壯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決定並標誌著中國共産黨是否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堅持和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搞好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問題上，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做出了許多重要指示。僅筆者所見，習近平自2012年10月擔任總書記以來，從2013年7月在武漢考察國有企業的講話，到2016年10月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公開發表的代表性論述就有20多篇。還有大量未公開發表的關於國企改革的內部講話、工作批示和指示。此外，在習近平親自主持下制定的中央有關指導文件，如2015年9月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等，也應作為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研究的基本依據。這一系列重要講話和指示，次數之多、容量之巨，反映出對國企重視程度之高、問題針對性之強、涉及面之廣、要害把握之準、思想之深刻、內涵之豐富，都是在我們黨歷屆中央領導中前所未有的。

　　   習近平同志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從當今中國具體實際出發，深刻而系統地回答了在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和經濟轉型發展的新的歷史進程中“如何更好地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如何搞好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形成了一套內容完整、邏輯嚴密、思想精深、實踐管用的科學體系，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理論作出了重大創新。這一成果，充分體現了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根本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就必須確立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只有確立、研究、宣傳和貫徹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才能夠從經濟基礎的理論根基上支撐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巍巍大廈。

　　   在經歷30多年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發展時期。今後較長一段時期，面臨著經濟速度放緩、發展驅動轉換、結構調整陣痛、環境壓力增大、國際競爭加劇、社會矛盾凸顯等多重疊加的風險和挑戰。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下，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歷史使命[1]。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和靈魂。它從市場資源配置機制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勢相結合的大思維，從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相銜接的大領域，從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相聯繫的大視野，深刻揭示了代表全民利益的社會主義生産關係的性質和實現形式，及其適應社會生産力現代化、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規律性要求。它既回答了國有經濟地位作用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大問題，又回答了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與市場、與政府、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關係問題，還回答了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在整個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新常態經濟發展大局中的使命擔當問題，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國際視野、學術高度和時代特徵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理論。確立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就抓住了引領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牛鼻子，就抓住了破解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魔咒”的金鑰匙，也抓住了奠定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基石。

　　   在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佈局中，國企改革可以説是最重要、最敏感，也是最糾結的一項改革。自20世紀80年代啟動國企改革以來，國有經濟理論就處於不斷的創新和驗證、總結和反思之中。應當承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在對待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問題上，認識還不是那麼深刻和到位，態度還不是那麼明確和堅定，改革的具體舉措還不是那麼系統和精準，有時候還會受到這樣或那樣的干擾，改革的成效還不能令全國人民滿意。特別是由於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長期浸淫，某些打著“改革”旗號、披著“權威”外衣鼓吹國企私有化的論調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媒體和學術話語權，誤導和曲解黨中央的大政方針；體制內外不少幹部群眾也因長期受錯誤輿論宣傳的影響，對國企存在種種偏見，缺乏搞好國企的信心。還需要警惕，隨著國企改革被推上“快車道”，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展開，一些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改頭換面沉渣泛起，一些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行為公開或隱蔽地啟動蔓延。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正是指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發展的指揮棒。它不是純理論的學術演繹，而是來自於改革實踐的理性總結和提煉，為當今中國國企改革和國有經濟發展提供了根本的科學指南。抓緊確立、研究、宣傳和貫徹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棋局中非常必要、非常關鍵的一著，是統一思想、明確方向、化解危機、推進改革的有力舉措，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長遠戰略意義的理論建設緊迫任務。

　　   二、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是博大精深又切合實際的科學體系

　　   習近平關於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思想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本節將從研究的角度詳細地從五個方面予以梳理闡釋。

　　   （一）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2013年11月，習近平在三中全會決定説明中重申：“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2]在此基礎上，他先後從“支柱”“命門”“實體”“力量”等多個角度，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在我國經濟政治全局中的特殊重要性作了更加全面深刻的定位表述。

　　   （1）“支柱”論。2014年8月，習近平在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深刻指出：我國國企“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3]。這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第一次從國民經濟發展、共産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相統一的高度，全面準確地定位我國國有企業的支柱作用。從“主導”到“支柱”，在定義上不僅有質的內涵，而且還有量的要求；在定域上不僅指經濟領域，而且上升到政治領域，這是對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和完善，與一些人竭力鼓吹照搬西方國企的“輔助性原則”劃清了界限。

　　   （2）“命門”論。2014年間，習近平在有關國企改革的批示中，用“命門”一詞比喻國企對於黨和國家的重要性[4]，這是第一次從經濟和政治相統一的高度，來定位中國國有企業性質。“命門”者，生命之根本也。國企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命根所在，也是社會主義政權的命根所在，是我們黨、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所繫。改革必須確保強我命門，而不是滅我命門，或衰我命門。當時筆者撰文《國企改革必須強我“命門”》，發表于當年9月15日《企業觀察報》，應屬首次公開披露。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進一步指出：國有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一定要搞好。西方一些人把矛頭對準我們的國企，抹黑國企，説是要“公平競爭”，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搞垮中國共産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政權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我們不能上當！[5]可以説是對“命門”涵義的一個最好詮釋。

　　   （3）“實體”論。習近平強調國有企業的重要性，是與國家實體經濟的重要性聯繫在一起的，沒有強大的國企，就沒有強大的國家實體經濟。他2013年7月在武漢調研時就強調，“國家強大要靠實體經濟，不能泡沫化。”[6] 8月在遼寧考察老工業基地時，再次強調，“實體經濟是國家的本錢”[7]。2015年7月在同吉林省國企職工座談時又指出：“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我們要向全社會發出明確信息：搞好經濟、搞好企業、搞好國有企業，把實體經濟抓上去。”[8]這就説明，國有企業是我國實體經濟最重要的載體，只有把國企搞好，才能把實體經濟抓上去。如果只管國資、不抓國企，後果極其危險。

　　   （4）“力量”論。這是對國企重大作用的展開闡述。習近平曾經多次用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和“中堅力量”概括國企作用。習近平2016年10月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又進一步提出了“一個依靠力量、五個重要力量”的新定位、新要求[9]。其中，“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是與“支柱”“命門”分不開的，將黨和國家的政治命運和經濟命運繫於國企一身，一個“最”字何其了得，責任如天、無可替代！從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新發展理念和全面深化改革、實施“走出去”和“一帶一路”戰略，壯大國力和改善民生、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勝利這五個方面定位的“重要力量”，是“依靠力量”的具體展開，反映了在新形勢下“天降大任于國企”的重大戰略使命要求。這説明，我們黨在國際國內錯綜複雜的新的鬥爭背景下，要領導人民完成新的偉大歷史跨越，實現強國裕民戰略目標，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立於不敗之地，關鍵還是要依賴國企發揮好頂梁柱作用。

　　   （二）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改革方向

　　   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集中體現在他對國企改革的指導中，其中首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規範國企改革設計的大方向和大原則，這主要體現在改革的出發點、底線保證、基本目標和檢驗標準四個方面。

　　   （1）“問題導向”論。“奔著問題去”是習近平指導國企改革的著眼點。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我國國企面臨的最大課題，就是如何適應市場資源配置方式，將自己打造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國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市場主體，國企如果不是市場主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確立。多年來，國企改革走過了從擴大自主權、廠長負責制、內部經營承包制，到實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的道路，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伴隨著一系列問題。習近平在三中全會決定説明中指出：“經過多年改革，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同時，國有企業也積累了一些問題、存在一些弊端，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10]後來他在經濟工作會議上列舉國企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些國企市場主體地位未真正確立，現代企業制度尚不健全，國資監管體制需要完善，國有資本運行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內部人控制、利益輸送、國有資産流失嚴重，企業辦社會職能和歷史遺留問題還很多。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借改制名義侵吞國有資産。2014年1月習近平在中紀委第三次全會上憤批“國有企業改制，又肥了多少人？”[11]3月兩會期間，他在上海和安徽代表團有兩段昭聾發聵的講話，一段是“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還要加強”[12]；一段是“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産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13]。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明確指出：“推進國企改革要奔著問題去”，“以增強企業活力、提高效率為中心，提高國企核心競爭力”[14]。可見，國企不是沒有問題，改革就是為了解決問題，但“國企存在的問題”與“國企存在就是問題”完全是兩碼事！國企改革，應當解決為自身更好發展排除障礙、開闢前景的問題，不能“種他人的田，荒自己的地”。

　　   （2）“底線思維”論。這是國企改革的風險防範原則。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要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2013年10月，他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講了一段最經典的話：“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15]而且一再強調，“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16]習近平用“底線”思維規範國企改革，防止顛覆性失誤，突出抓住了兩頭：一頭是抓“不變質”，即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這是保證國企改革不改變國有性質；一頭是抓“不流失”，即加強對國有資産的監督，防止國資流失。這兩條都是保證國企改革不走私有化道路的根本之策。

　　   （3）“三做四力”論。這是國企改革的總目標。最早是在2014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把國企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次年7月在吉林調研期間公開發表，而且把“做大”放在了前面[17]。“三做四力”國企改革總目標的確立，是確保國企支柱性、命門性地位作用的必然邏輯，也是通過改革解決國企發展存在問題要達到的目的和結果，可謂“一語定乾坤”，從大方向、大根基上將我國國有企業立於不可撼動的國鼎之位。這個基本目標，在中央《指導意見》中得到了體現。正是這一點，讓一些主張私有化的人氣急敗壞，咒罵這是“反改革”。2016年7月習近平對全國國企改革座談會做出重要指示，又一次強調：“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産保值增值。”[18]10月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19]，可見決心之堅定。

　　   （4）“三個有利於”論。這是國企改革指導方針和檢驗標準。2015年7月，習近平在吉林調研時明確提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於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於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於放大國有資本功能”[20]。2016年10月，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進一步表述為要堅持“三個有利於”的“方針”。“三個有利於”是指導國企深化改革的基本方針，也是檢驗國企改革成功與否的基本標準。國有企業如何打造適應市場的産權組織形式，如何完善經營管理機制，都得看是否“三個有利於”！必須用“三個有利於”標準來倒逼改革方案設計和操作過程，防止離經叛道。

　　   （三）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制度建設問題

　　   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增強自身活力，是國企改革的主要任務，但以往的失誤教訓很沉重。習近平在這方面有一系列論斷和決策，保證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和原則落到企業制度這個微觀基礎上。

　　   （1）“制度自信”論。這是個大原則。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是個講了20多年的老話題。以往改革中，一個普遍性的教訓，就是照搬西方公司制那一套，不講中國特色，不講社會主義原則。這些年暴露出的國企高管腐敗、內部人控制、利益輸送、國有資産流失嚴重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企業改制過程中食洋不化、機制脫節的後遺症。習近平2014年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分析國企存在的問題時，嚴肅指出：特別是有的國企內部管理混亂，侵吞、貪污、輸送、揮霍國企資産現象大量發生，從近期揭露出來的一些國企中發生的腐敗案件看，問題觸目驚心！有的案件涉及的金額不是幾十萬、幾百萬。而是幾千萬、幾個億、十幾個億！有的人很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一套，侵吞國企資産就如探囊取物，太方便了，如入無人之境。由此可見，從西方照搬的那套服從私人資本利益及其代理人意志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可能自動適應公有財産維護、經營和管理的要求，相反，一旦與官僚利益集團、私有資本利益集團相結合，極易變成一種“公權私用”的制度工具，為財産的“化公為私”提供便捷之徑。如果此輪改革繼續削足適履、自廢武功，只會重蹈覆轍，使問題愈加嚴重。習近平在重要關頭把握要津，2015年在吉林考察時明確指出：“對國有企業要有制度自信。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沿著符合國情的道路去改”[21]。這就意味著要把“制度自信”落實到企業制度這個微觀基礎上，走切合中國實際的路子，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2016年10月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的概念[22]，這是對改革以來被人們頂禮膜拜的那套西方現代企業制度模式的一個重大突破，具有重大現實指導意義和深遠戰略意義。

　　   （2）“黨組織核心”論。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國有企業制度的根本原則和不變靈魂，也是中國國有經濟立於不敗之地的成功之源和最大優勢。改革以來，在一些企業現實管理中，黨委集體領導制度被嚴重削弱，甚至名存實亡。習近平撥亂反正，一再強調：“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23]2014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指出：要加強和改進公司法人治理機制，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2015年6月，他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第十三次會議上首先通過的就是《關於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兩個同步”（黨的建設與國有企業改革同步謀劃、黨的組織及工作機構同步設置）、“四個對接”（體制對接、機制對接、制度對接、工作對接）的部署，“確保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體現和加強”[24]。後來中央《指導意見》把“國有企業黨組織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更加鞏固，政治核心作用充分發揮”寫進國企改革的主要目標[25]。特別是2016年10月，習近平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是加強新形勢下國企黨的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其新的理論貢獻，可概括為六個定位[26]。一是根本性質定位。指出“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我國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可想而知，在一個被外資私資控制的企業，是無法實現黨的領導和建設的，所以這一條，實際是給國企定性，是不允許國企改革改變國有性質、走私有化道路的根本制度保證。二是核心作用定位。提法上有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不僅講是“政治核心”，而且明確講是“領導核心”。提出“總的要求”是針對改革以來黨組織核心作用被“弱化、淡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做到“四個堅持”，即堅持黨對國企的領導不動搖，發揮企業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證中央方針政策和重大部署在企業貫徹執行；堅持服務生産經營不偏離，把“三個有利於”落到實處；堅持黨組織對選人用人的領導和把關不能變，打造高素質企業領導人員隊伍；堅持建強基層黨組織不放鬆，發揮好戰鬥堡壘作用，目的是為“做強做優做大”提供組織保證。三是制度特色定位。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組織落實、幹部到位、職責明確、監督嚴格。”理論前提是兩個“一以貫之”，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也必須一以貫之。四是領導職能定位。指出“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的有機統一”；“國有企業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歸結到一點，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為此，要明確黨組織在決策、執行、監督各環節的權責和工作方式，處理好黨組織和其他治理主體的關係，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五是組織基礎定位。強調“全面從嚴治黨要在國有企業落實落地，必須從基本組織、基本隊伍、基本制度嚴起。”提出同步建立黨的組織、動態調整組織設置；把黨員日常教育管理的基礎性工作抓緊抓好，“三會一課”突出黨性鍛鍊；讓支部成為團結群眾的核心、教育黨員的學校、攻堅克難的堡壘，把解決思想問題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既講道理，又辦實事等。六是責任落實定位。明確各級黨委要抓好國企黨建，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地方各級黨委要把國企黨建納入整體工作部署和黨的建設總體規劃；國企黨委（黨組）要履行主體責任。要加強國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抓好巡視發現問題的整改，嚴肅查處侵吞國有資産、利益輸送等問題。可以説，在加強國企改革中黨的領導和建設問題上，習近平是我們黨的第一人，其理論貢獻可載史冊；更重要的是為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把握了核心、根基和靈魂，佔領了超越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的制高點。

　　   （3）“內生動力”論。這是國企如何通過完善治理模式和經營機制，進一步解決好適應市場競爭的問題。習近平2014年兩會期間在上海代表團講國企要“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27]，就是指這一點。2016年兩會期間他參加黑龍江省代表團審議時，進一步明確提出：“對國有企業發展，政府的作用更多體現在支持、扶持、杠桿作用，但沒有現存的‘金娃娃’擺在那裏。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要深化改革，要‘借東風’，激發內生動力，在競爭中增強實力。”[28]這個“內生動力”是個系統的體制機制概念。聯繫他2015年7月考察東北老工業基地時的講話，可以看出，從大的方面説，是“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企業治理模式和經營機制，真正確立企業市場主體地位，增強企業內在活力、市場競爭力、發展引領力。”“堅決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形成一個同市場完全對接、充滿內在活力的體制機制”。[29]從具體細微處講，是一套競爭性的經營管理機制，其中“創新是企業的動力之源，品質是企業的立身之本，管理是企業的生存之基，必須抓好創新、品質、管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掌握主動”[30]。2016年7月，他再次強調：“要堅定不移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著力創新體制機制，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發揮國有企業各類人才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各類要素活力。”[31]

　　   （4）國資監管論。加強監管、防止國有資産流失，是習近平特別關注的重點。“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産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這既是以往國企改革的經驗教訓，也是檢驗這輪改革成敗的一個基本尺規。為此，習近平2015年1月在中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著力完善國有企業監管制度，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對國企領導班子的監督，搞好對國企的巡視，加大審計監督力度。國有資産資源來之不易，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財富。要完善國有資産資源監管制度，強化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部門和崗位的監管。”[32]6月，他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第十三次會議，通過《關於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産監督防止國有資産流失的意見》[33]，作出具體部署，健立全面覆蓋、分工明確、協同配合、制約有力的國有資産監督體系和責任追究制度，形成一個包括企業黨委監督、職工民主監督、全民“出資人”監督審計、黨的紀檢部門巡視監督機制，以及公眾、媒體等的社會監督在內的國企法人治理監督機制。與此相關的是，根據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完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産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的要求，中央《指導意見》將此確定為改革主要目標，明確了四條：以管資本為主推進國有資産監管機構職能轉變；以管資本為主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以管資本為主推動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優化配置；以管資本為主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産集中統一監管。[34]類似的話，習近平在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又説了一遍。但有些輿論把這一條引伸為今後國家就只管資本不管國企了，還説這是本輪改革最具實質意義的關鍵點，這並不符合習近平的觀點。習近平講國資監管，首先是從國有企業監管制度講起，然後講到完善整個國有資産資源監管制度，不是説今後國家只管資本、不管企業，相反加強企業監管是基礎。習近平強調要抓好國企，抓好實體經濟，怎麼能不管企業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從來都是相對的，任何國家、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絕對分開。政府國資監管機構轉變職能，以管資本為主，應該是為了從價值形態更加集中有效地加強對國有企業整體結構、經營發展方向和效益的調節、監督和管控。至於對國企本身，還是要按照習近平的要求，完善縱向多層次分級管理和橫向各方麵包括黨委、紀委、職工、社會監督在內的一整套企業監督機制。如果不管企業，還抓黨的領導幹什麼？説到底，是要把國企管得更好、更科學，而不是撒手不管。

　　   （5）職工主體論。習近平對國企中工人階級的重視，是與他對整個國家改革堅持“人民中心”“人民主體”的思想相吻合的。他在2015年五一講話中明確指出：“在前進道路上，我們要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調動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不論時代怎樣變遷，不論社會怎樣變化，我們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都不能忘記、不能淡化，我國工人階級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動搖、不容忽視。”“要推進基層民主建設，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更加有效地落實職工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35]在7月吉林調研中，他特別強調：在國企改革中“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充分發揮工人階級主人翁作用，維護好職工群眾合法權益，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係”[36]。在2016年10月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他又進一步明確：“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是堅持黨對國有企業領導的內在要求。要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廠務公開、業務公開，落實職工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充分調動工人階級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企業在重大決策上要聽取職工意見，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必須經過職代會審議。要堅持和完善職工董事制度、職工監事制度，鼓勵職工代表有序參與公司治理。”[37]這是“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不可或缺的一個鮮明特色，也是黨的領導在企業實現的必然要求，因為群眾路線是黨領導工作的基本路線。

　　   （6）國企領導論。習近平針對改革以來國企領導人員肩負的重大責任和出現的突出問題，作過一系列論述和指示，一再強調國企負責同志“肩負著搞好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的使命，要強化擔當意識、責任意識、奉獻意識”[38]。特別是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系統闡述了對國企領導人員的要求[39]。一是職責定位。指明“國有企業領導人員是黨在經濟領域的執政骨幹，是治國理政複合型人才的重要來源，肩負著經營管理國有資産、實現保值增值的重要責任”。這個定位非常關鍵，破除了多年來的企業幹部特殊論，好像黨規黨紀管不著了。強調國企領導人員的黨的幹部屬性，誰也不是特殊黨員；同時又強調肩負經濟領域治國理政的重大責任，必須不辱使命。二是素質要求。提出國企領導人員必須做到“對黨忠誠、勇於創新、治企有方、興企有為、清正廉潔”這五條標準。人的因素是決定因素，國企領導“要堅定信念、任事擔當，牢記自己的第一職責是為黨工作，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把愛黨、憂黨、興黨、護黨落實到經營管理各項工作中”；面對日趨激烈的國內外市場競爭，“要迎難而上、開拓進取，帶領廣大幹部職工開創企業發展新局面”。如果一遇困境，就想把企業賣掉，這樣的國企領導肯定是不合格的！三是選人用人原則。強調“要堅持黨管幹部原則，保證黨對幹部人事工作的領導權和對重要幹部的管理權，保證人選政治合格、作風過硬、廉潔不出問題。要讓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在工作一線摸爬滾打、鍛鍊成長，把在實踐中成長起來的良將賢才及時選拔到國有企業領導崗位上來”。堅持黨管幹部，就不能搞企業領導個人管幹部。四是教育管理要求。強調“黨和人民把國有資産交給企業領導人員經營管理，是莫大的信任”；要加強對國企領導人員的黨性教育、宗旨教育、警示教育，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從思想深處擰緊螺絲”；要突出監督重點，強化對關鍵崗位、重要人員特別是一把手的監督管理，完善“三重一大”決策監督機制；對國企領導人員，既要從嚴管理，又要關心愛護，樹立正向激勵的鮮明導向；大力宣傳優秀國企領導人員的先進事蹟和貢獻，營造尊重企業家價值、鼓勵企業家創新、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濃厚社會氛圍。

　　   （四）國有經濟的産權形式探索

　　   我國國有産權實現形式是與基本經濟制度實現形式聯繫在一起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作為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而在三中全會決定重點提出，成為這輪改革最敏感的話題。對於這一改革探索，習近平非常及時而審慎地給予了科學指導。

　　   （1）“混改”目的論。混改不是國企改革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任務，但它作為一種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基本經濟制度實現形式和國有産權實現形式，是改革的一個重大課題。習近平在三中全會決定説明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制結構逐步調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等方面的比重不斷變化，增強了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全會決定堅持和發展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論述，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40]可見，習近平強調的是“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的“探索”，且明確混改目的是為了“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而不能把混改本身當作目的，這一點非常重要。習近平一再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牢記搞好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的重大責任。”[41]可見國企是要“搞好”，國有經濟是要“發展壯大”，“混改”不能偏離這個目的，忘了這個責任。

　　   （2）“細則”決定論。習近平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基本政策已明確，關鍵是細則，成敗也在細則。”[42]這點非常重要，是理論原則向操作層面具體化的要求，決定著混改目的會不會偏移，會不會被借機搞私有化。習近平親自關注制定的中央《指導意見》，就是一個集中體現。習近平在三中全會決定説明中詮釋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指“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要“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後來在2014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針對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傾向性、苗頭性問題，他明確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高國有資本利用效率，要嚴格程式、明確範圍，做到公正透明，不能“一混了之”，也不是“一混就靈”，切實防止國有資産流失。在具體推進過程中，要注意區別對待，注意把握好節奏和力度，在取得實效上狠下功夫。根據習近平指示精神，中央《指導意見》明確：“以促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放大國有資本功能，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實現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為目標，穩妥推動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並且做了一系列切合實際、扶正糾偏的具體政策規定[43]：一是堅持國企在公益類和商業類領域都要發展，否定了把國企看作“與民爭利”，要讓國企退出完全競爭領域的主張；二是把構建國資監管機制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作為改革的重點，否定了把混合所有制當作改革主要任務的片面傾向；三是強調“混改”從實際出發，“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成熟一個推進一個”的指導方針，否定了為混而混，一刀切、一股風，搞“混改”“大躍進”的錯誤做法；四是既鼓勵非國有資本“混進來”，又鼓勵國有資本“混出去”，否定了只要求國企向私資、外資敞開大門，用“單向混國資”使“交叉持股”淪為空話的傾向；五是在産權多元化中，明確國企根據不同功能定位把握不同力度的控股要求，否定了“只混不控”“不設底線”的私有化危險傾向等。這些都是對國企理論的重要完善。

　　   （3）“公開透明”論。習近平在2014年3月兩會期間講混改，最後強調：“改革關鍵是公開透明”[44]。因為混改是個筐，什麼都可往裏裝，要有效防止有人在這個筐裏揣私貨、黑貨，借改革化公為私謀暴利，就必須破除“神秘主義”，把改革的“暗筐”變成“玻璃筐”，置於全社會監督之下，讓黑腐行為無處藏匿。根據習近平這一思想，方案細則、資産評估、實施過程、資本交易等，都應該公開透明，接受職工和社會監督。中央《指導意見》相應規定[45]：改革要依法依規、嚴格程式、公開公正；完善相關政策，健全審核程式，規範操作流程，嚴格資産評估，建立健全股權流轉和退出機制，嚴禁暗箱操作，防止利益輸送；完善國有資産和國有企業信息公開制度，設立統一的信息公開網絡平臺，及時準確披露國有資本整體運營和監管、國有企業公司治理以及管理架構、經營情況、財務狀況、關聯交易、企業負責人薪酬等信息，建設陽光國企。

　　   （五）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轉型發展問題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矛盾疊加深化，經濟轉型升級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很重，困難也很大，而解決這些問題，關鍵在於中國國企的主導和核心作用。2016年7月習近平為全國國企改革座談會所作的重要指示中，提出：“要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要求，推進結構調整、創新發展、佈局優化，使國有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帶動作用。”[46]這是對國企和國有經濟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新常態經濟發展中重大責任擔當的一個精闢的總概括。

　　   （1）結構調整論。早在2012年12月，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就強調：“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47]以後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將其作為新常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2015年7月，在東北考察國企時提出了“結構優化要多策並舉，‘加減乘除’一起做”的著名論斷[48]。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49]。2016年1月在省部級領導幹部班上集中闡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強調：“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製造負面輿論。”“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産力又注重完善生産關係，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産目的。”[50]在5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他再次強調：要準確把握基本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品質滿足需要，使供給能力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當前重點是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51]。這些都首先是國企要帶頭完成的任務。習近平還指出，國企要分類別多渠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建立成本合理分擔機制，政府要承擔責任，但不能全部依賴政府買單。

　　   （2）創新發展論。習近平2013年兩會期間就指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綜合國力競爭中，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增強創新自信，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不斷開創國家創新發展新局面，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引領作用，加快從要素驅動發展為主向創新驅動發展轉變，加快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52]他強調：我國經濟已由較長時期的兩位數增長進入個位數增長階段。在這個階段，要突破自身發展瓶頸、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就在於創新，關鍵要靠科技力量。要堅持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改善人才發展環境，努力實現優勢領域、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儘快形成一批帶動産業發展的核心技術。8月在遼寧考察時進一步提出：“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抓住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發揮企業主體作用，支持和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不斷增強企業創新動力、創新活力、創新實力”[53]。2015年兩會期間，他在上海代表團再次強調：“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關鍵是依靠科技創新轉化發展動力。”[54]當年10月，他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圍繞“十三五”規劃建議特別指出：“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我國創新能力不強，科技發展水準總體不高，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於發達國家水準，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個頭的‘阿喀琉斯之踵’”；強調“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2016年初，他在省部級班講話進一步強調：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産業還處於全球價值鏈中低端，所以“我們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通過創新培育發展新動力、塑造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55]。

　　   （3）佈局優化論。習近平對經濟佈局戰略性調整的思考，是一個視野很開闊的系統籌劃。首先是國有經濟的資源整合和産業重組。他在2013年考察遼寧時就提出，要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形成戰略性新興産業和傳統製造業並駕齊驅、現代服務業和傳統服務業相互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的産業發展新格局，為全面振興老工業基地增添原動力”[56]。這一指示的核心，就是高新技術與傳統産業的整合。在2016年5月省部級班等許多場合，都強調：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産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要以重大科技創新為引領，加快科技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産力轉化，加快構建産業新體系，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強、人強我優，增強我國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57]其次，服務國家戰略，通過國資合理流動優化國有資本佈局。反映在中央《指導意見》中，就是要“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優化國有資本佈局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整體功能和效率。”“優化國有資本重點投資方向和領域，推動國有資本向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基礎設施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産業集中，向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優勢企業集中。”[58]第三，促進區域經濟佈局的均衡發展。習近平指出：“要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生産力佈局優化，重點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構建連接東中西、貫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網絡化、開放式的區域開發格局，不斷縮小地區發展差距。”[59]第四，經濟佈局與國防佈局的深度融合。習近平一再強調：“同心協力做好軍民融合深度發展這篇大文章”，“把經濟佈局調整同國防佈局完善有機結合起來”[60]。“建立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格局，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相一致，使兩者協調發展、平衡發展、相容發展”[61]。第五，經濟佈局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優化。習近平強調：“要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整體謀劃國土空間開發，科學佈局生産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觀念。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62]所有這些佈局優化的要求，都是中國國企和國有經濟責無旁貸地要帶頭承擔的責任。

　　   從上述框架可見，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的確是一個博大精深又切合實際的完整思想體系，有很強的針對性、指導性和戰略性。各級黨政部門、國有企業、大專院校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積極行動起來，廣泛掀起學習、研究、宣傳和貫徹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的熱潮。

　　   三、研究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的方法論

　　   研究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必須遵循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實事求是，堅持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的互動和統一。

　　   姓馬與姓中的統一：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是立足我國實際，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説，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典範。研究這一思想，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當今中國實際相結合，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理論闡析和實踐總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絕不能拉大旗作虎皮，落入資産階級經濟學的西化語境陷阱。

　　   繼承與創新的統一：堅持黨的創新理論一脈相承的連續性，堅持“兩個三十年”社會主義歷史探索的連續性，在繼承以往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成果的基礎上，著眼于當今中國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研究和闡述習近平對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理論的豐富完善和創新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要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標準，對以往的認識進行具體比較鑒析和科學揚棄，根據新的實踐檢驗，達成新的認識高度。

　　   經濟與政治的統一：站在政治高度考慮經濟問題，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最大特點，尤其是他對國有企業、國有經濟問題，就更是站在當今中國政治大局和國際鬥爭戰略全局的高度，來進行研判和考量。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應有特點和內涵。所以我們研究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不能陷入學究式圈子，必須以政治家、戰略家的眼光，跳出思維定式。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不是為理論而理論的産物，不是純理論的學術性闡述，而完全是工作實踐的産物，是改革實際工作中的理性總結和提煉。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源於改革、指導改革。我們的研究不能脫離其認識産生的實踐背景，不能認為實際工作指導不是理論，不能離開現實的情況、現實的矛盾、現實的問題，甚至是現實的鬥爭，去抽象地演繹理論。只有與實踐緊密結合、融會貫通的理論，才是管用的理論，才符合習近平思想的品質。我們的研究也不是為了製造理論，而是為了指導實踐，特別是要結合改革實際，準確理解和闡釋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並以此為武器，澄清各種曲解和錯誤認識，批評和糾正實踐中的偏差和問題傾向。從國企改革實際情況看，五花八門，亂象很多，説到底，是因為指導思想並不統一。有的部門、有的企業、有的做法，實際上是偏離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的，人民群眾很不滿意，社會輿論質疑和負評價很多。比如，最近遼寧把9家屬於優質資産、技術實力雄厚的核心國企在瀋陽産權交易所出售股權。民眾質疑，這種打包出售國企股份的做法，是不是為混而混，搞一刀切、一股風，一混了之？東北特鋼在升級改造完成、具備創新發展能力後，卻因技術改造投資、債務負擔過重面臨破産，國企債務危機的形成往往源自政府驅動，如果國家需要發展時叫企業借債，欠了債就叫企業破産，那末再好的國企都可能被“僵屍”。所以，研究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還不到給現行的國資國企改革唱讚歌的時候。重點是要以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為武器，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為端正改革方向提供根本依據和指針。

　　   總結與探索的統一：我國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理論和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樣，都還在實踐探索過程中。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也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實踐沒有窮盡，認識也不可能窮盡。特別是我國國企改革長期以來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積累了很多矛盾。要系統解決影響國企發展的深層次、實質性矛盾，還需要探索和完善一系列相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系統重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治理體系。包括：在國家宏觀層面，如何完善所有制結構理論，不能“有主體無補充，有主導無隨從”，解決保證和支持國有經濟發展的法律政策體系問題；在産權實現層面，如何完善國有經濟産權制度理論，探索全民所有權實現形式與真正的所有者對接的問題；在微觀層面，如何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理論，解決國企法人治理結構既適應市場運行又發揮社會主義優勢的許多重要問題等。我們研究的任務，既要總結、闡釋好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又重在把握其思想精髓，運用這個理論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分析改革實際中尚未解決的新問題，把實踐探索和理論完善推向前進。

　　   （作者：筆名崑崙岩，解放軍少將，經濟學教授，崑崙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國務院國資委國企理論宣傳特約研究員；【網絡首發】來源：崑崙策網，原刊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