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碑——“老西藏”陰法唐將軍軼事
【筆者按:2017年3月28日,中國西藏網在“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58週年紀念”之日,新辟“老西藏精神專欄”,非常有意義,特別是陰法唐將軍的音容笑貌近在大家眼前,在“老西藏及老西藏子弟”以及熱愛西藏的群體引發熱議,朋友來電來訪相互交流,回憶起當年力主西藏民主改革的陰法唐的種種事跡,討論《一身正氣 兩袖和風——記陰法唐將軍二三事》“樹立起供人們傳頌祥瑞的風碑”的提法與內容,現將討論的結果記述為稿,借此向中國西藏網“老西藏精神”專欄致以崇高的敬禮!祝願欄目帶給更多人感動,將“老西藏精神”化為人生的動力與踐行的智慧,獻給熱愛祖國的建設者們!】
“風碑”與“豐碑”都是表示承載具有永久價值事理的紀念物,區別在於,“風碑”是供人們談論與傳揚,“豐碑”是供人們崇敬與瞻仰。我選擇使用“風碑”這個詞,側重於被人們頌揚的語境,內容也基於實事,並不是辭藻的虛飾。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無論是西藏民主改革時期,還是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後的改革開放時期(陰法唐將軍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再到青藏鐵路修建通車時期,陰將軍都有幸參與其中,也讓下一代人深刻領悟到“老西藏精神”的價值,亦給他們注入了凝聚力,其內容非常豐厚。這些堪稱寶貴的精神資源,可以幫助人們在錯綜複雜的客觀環境裏,始終保持清醒,保持對夢想的追尋;對目力不及的前程,始終有信仰,丈量成功的路徑。
就拿西藏來之不易的民主改革,來説説“歷史的風碑”吧。
1951年,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目的就是捍衛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1951年底,解放軍進駐江孜,1952年7月進駐亞東,同月,陰法唐從昌都地方首長調任新組建的中共西藏江孜分區工委書記,後又兼任江孜分區政委。
那時的亞東與江孜,還駐紮著繼承了英國帝國主義“衣缽”的印度軍隊,地方情況非常複雜甚至是非常險惡。1904年的西藏,英國“強盜”從原錫金進入亞東,在西藏製造了殘酷的屠殺,大炮對著拉薩的布達拉宮,逼迫清朝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拉薩條約》。之後,英國從亞東到江孜建立了十二個驛站,沿線在亞東、江孜設置兵站,這兩個兵站,是帝國主義蠶食西藏的霸權“哨所”,也是帝國主義分裂西藏的軍事援助通道。在最囂張的“西姆拉會議”時期,英國帝國主義一面挑唆西藏分裂主義者宣佈“西藏獨立”,一切軍事器械由英國提供;一面假惺惺充當“藏漢民族矛盾”的調停者,製造事端,埋下禍根。西藏分裂主義勢力從“西姆拉會議”以後,就一直雇用英、俄、日世界列強的軍事顧問與教練,用英國的槍支彈藥武裝藏軍。英國帝國主義不但利用西藏政教高層來干涉中國內政、炮製“西藏獨立”,還盤剝西藏人民、挑唆人民內部矛盾,將西藏這個被世人認為“與世無爭的聖地”,攪合得終日不得安寧。當解放軍解放西藏的時候,“英聯邦成員國”印度已經繼承了英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在西藏的駐軍權利與經濟權益,在江孜常駐一個連兵力,在亞東常駐一個排的兵力。
陰法唐將軍在參與的昌都戰役取得勝利以後,任昌都地區的軍、政首長,後調任首任江孜地區的軍、政首長,對江孜的地方穩定起了重要作用。
鋻於歷史上西藏地方與印度在宗教與商業上的特殊緊密聯繫,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與“重建新的平等友好關係”並舉的對外方針策略。經與印方數年談判,廢除過去的不平等條約,于1954年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共和國關於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以下簡稱《協定》),同時互換照會一件。《協定》規定了兩國互設商務代理處及其外交待遇,將亞東、江孜兩處英印商務代理處和與租界性質的邊貿市場,連同駐紮在那裏的外國武裝、海關權,以及從亞東邊境到江孜的郵電權和沿途享有治外法權的12個驛站,一律取消;駐紮在亞東、江孜的外國軍隊,須在1954年9月30日完成撤軍。
據“老西藏”、前西藏軍區政治部聯絡處王貴處長回憶:1954年“中印協定”簽署以後,1954年12月至1955年3月間,陰法唐、侯傑、晨陽、丁甲等人受中央委託,與印方完成郵電、商貿驛站全面清點、估價等事宜。接著,我國政府一次性付清折價款,從1955年4月1日起,正式接管,清除了殖民主義勢力的遺跡,消除了英印舊有種種特權,代之以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起來的中印兩國平等關係。
中印談判時期,江孜的社會情況非常複雜。工作的艱難程度,在陰將軍夫人李國柱的回憶文章中多有記載。在收回西藏主權的過程裏,西藏分裂主義勢力以及英國帝國主義勢力、印度被殖民勢力是絕不甘心就此放棄已到手的特權與私利的,也不可能高高興興完成撤軍。那為什麼江孜撤軍以及後來亞東撤軍、包括接管事項都進行得很順利?用西藏的民俗來表述:那時,神靈顯靈了!1954年7月17日,一場洪水突如其來,將江孜駐紮的英國武裝的印度軍隊衝得屋毀人亡,經解放軍搶救,一個連駐軍以及家屬,僅有十一人獲救——曾經被英國殖民主義強盜屠殺與欺辱的江孜,用“天意”的方式告慰了為江孜抗爭而獻出生命的英魂,也造就了解放軍仁義之師的美名。
在西藏這個宗教氣氛非常濃郁的區域,西藏同胞往往將客觀現象的巧合賦予濃厚的吉兇禍福的神秘徵兆加以印證,形成獨特的民族風情與民俗。至今,西藏江孜的藏族人民,都認為毛主席以及解放軍是比他們宗教還要大的“大神”,一身正氣,加持了地方的保護神,才報了江孜地方的“血仇”。江孜的“天意”,引發了帝國主義勢力的恐慌,駐在亞東的印度殖民主義勢力很快撤出西藏。陰將軍回憶,1962年上級將他從江孜召集到拉薩,本以為是召他去參加與印度的談判,結果是研究自衛反擊戰。這個回憶的片段,就保留了陰將軍在江孜時期,印度舊任、新任外事官員對他的敬畏與敬重的“歷史印跡”。
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以後,對西藏愛國貴族階層實行團結,對西藏農奴進行扶助,把農奴當做自己的同胞兄弟一樣愛護與幫助,被譽為“菩薩兵”,深受藏族人民擁護與愛戴。那時,藏族人民要求民主改革的呼聲非常高。當時西藏部分上層看到,1926年林芝地區爆發農奴反抗農奴主殘暴的抗爭以後,一直存在斷斷續續的反抗,以及農奴飽受剝削欺壓的慘狀,對民主改革也有初步的設想。但是,帝國主義勢力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教唆西藏分裂主義勢力宣佈“獨立”,從達賴於1951年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擁護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開始計算,到1959年3月10日釀成西藏叛亂,帝國主義勾結西藏分裂主義一直不停地製造反共反漢事件。但是,歷史的潮流往往是由民心所向決定的,為什麼西藏的民主改革會發生在1959年3月西藏上層全面武裝叛亂的時期?準確地説,是西藏人民自己的選擇:歷史上的1959年3月20日,西藏叛亂分子作惡多日以後將叛亂升級,炮火攻擊、槍支掃射,衝擊駐拉薩的我黨、政、軍、企事業單位,以“西藏國人民會議”名義要求全體藏民反共反漢;3月20日同日,西藏軍區發出佈告,號召西藏廣大僧俗人民協助解放軍平叛,從歷史事實來看,西藏人民做出了決定西藏命運的選擇——西藏人民選擇了擁護解放軍。
經過短暫的激戰,解放軍控制住事態,進而轉向包圍,政治爭取,逼迫叛亂武裝主動投降。3月22日,解放軍平息西藏武裝叛亂。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佈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響應西藏人民民主改革的要求,開展“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制度、反對人身依附制度”的民主改革,使百萬農奴翻身獲得了解放。此時中央政府還保留了達賴喇嘛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的職務,真誠地希望他迷途知返,並等待了他五年。但是,達賴於叛逃的次年9月,就在印度宣告成立了被稱為“大雪國政府”的西藏“流亡政府”,並擔任首腦,在背叛祖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中央人民政府于1964年12月17日在國務院第151次會議上,做出《關於撤銷達賴職務的決定》。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成功召開,西藏自治區宣告成立,出席大會的301名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代表佔80%以上,西藏上層愛國人士和宗教界人士佔11%多,藏族代表中絕大多數是翻身農奴和奴隸。
西藏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僅用了短短幾年的時間,就廢除了在西藏延續數個世紀的封建農奴制度,摧枯拉朽一般將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黑暗制度送進歷史的墳墓,使百萬農奴和奴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獲得了解放,使西藏社會的面貌煥然一新,開創了西藏發展的新紀元。這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為西藏社會的跨越式發展確立了嶄新的起點。
回顧舉世矚目的西藏民主改革,西藏人民歌唱的“達賴的太陽照在貴族的身上,毛主席的太陽照在我們身上;貴族的太陽落下去了,我們的太陽升起來”的《雪山上升起紅太陽》已經成為一首經典的藏歌,這首歌深情傳揚毛主席與解放軍的豐功偉績,詮釋歷史是人民創造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真理,在歷史的天空長長迴響、經久不衰!(中國西藏網 文/馮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