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憲公投后土耳其能否擺脫“內外交困”

　　卜永光

　　4月16日，土耳其修憲案在公投中獲得通過。儘管國內的反對黨仍在要求重新計票，但公投結果被推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成功修憲意味著在2019年大選之後，土耳其將轉變為總統制國家，自奧斯曼帝國時代就開始奉行的議會制，很快會成為歷史。

　　現任總統埃爾多安無疑是最大贏家。按照西方世界的標準衡量，埃爾多安無疑是玩弄了一把“普京式把戲”，通過操縱民意和規則，假民主之名行強權統治之實，以達到長期掌權乃至“獨裁”的目的。如能連續當選，他有可能在總統的位子上一直坐到2029年，同時享有新憲法賦予的諸多新權力，乃至成為“帝王般的總統”。

　　不過，一貫對埃爾多安的強硬作風多有批評的西方世界，在修憲案通過後卻表現出相當溫和的態度。比如，德國外長很快表示會理性對待公投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歐盟乃至西方世界的主流觀點。此類聲音雖然不符合“民主拜物教”支配下的傳統西方價值觀，但考察近年來世界趨勢的歷史性變化，這樣的表態卻又在情理之中。

　　顯然，西方自身遭遇的危機影響了其態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西方世界內部的經濟政治動蕩此伏彼起，民間的“雜亂反抗”和憤怒不斷累積，移民危機和恐怖威脅等問題日趨嚴重，造成空前的社會動蕩。面對危機，政府的軟弱和無所作為飽受民眾批評，而西方的制度自信也遭到了空前侵蝕。在這種背景下，擴大政府權力開始被視作應對危機的有效舉措。比如，時任意大利總理的倫齊，就曾在2016年推出旨在擴大政府權力的憲法修正案，卻因在年底公投中失敗而辭職。對於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西方特別是歐盟內部普遍持惋惜和同情態度，並擔心這一事件會給歐洲帶來新的衝擊。

　　儘管如此，修憲之舉還是會讓土耳其加入歐盟的目標變得更加遙遙無期，只是這種影響對雙方而言，都已經無關緊要。對於土耳其而言，危機重重的歐盟吸引力大不如從前；而對於艱難度日的歐盟來説，即便沒有此次修憲，它也無力在短期內接納土耳其這樣一個麻煩纏身的新成員。既然不可能讓土耳其在短期內加入歐盟，從現實政治的角度考慮，西方與其因過度譴責埃爾多安惡化雙方關係，導致土耳其進一步倒向俄羅斯，不如順勢接受土耳其政體改變的既成事實。

　　實際上，土耳其的修憲公投還涉及一些西方政治倫理本身都無法回答的悖論。比如，民眾是否有權利通過民主的手段終結民主？如果麵包和自由、民主和秩序之間發生矛盾，孰為優先？當然，土耳其的普羅大眾並不在意此類理論問題，他們更關注的是轉向“總統制”之後，土耳其能否重回政治穩定。

　　作為第一個大規模推行世俗化改革的伊斯蘭國家，土耳其曾經被視作穆斯林世界推動國家現代化的典範。不過，由於宗教保守主義的氾濫和政治分化的加劇，土耳其的內部衝突和撕裂日趨嚴重。2016年發生的未遂政變和空前頻發的恐怖襲擊，就是這種趨勢的直接反映。當國家面臨政治動蕩和社會撕裂時，對現實不滿的民眾往往會把希望寄託到強權人物身上，希望以有力的統治重建政治秩序。這也是民眾選擇支持埃爾多安修憲的主要緣由。

　　從歷史經驗看，通過推行強力統治對抗政治混亂和社會動蕩，在短期內通常都會取得明顯成效。不過，這種做法最終能否實現國家的長期穩定，卻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如果長期執政的強勢領導人只是一味壓制矛盾而非解決問題，即便能夠暫時維持秩序，也不可能一勞永逸，甚至會讓原有的問題在休眠中積聚更大能量，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在冷戰終結之際，多個國家由於強權統治難以為繼陷入嚴重衝突甚至國家分裂的歷史教訓，即是典型的前車之鑒。

　　埃爾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正逢多事之秋，其與歐盟和俄羅斯的關係也幾經波折乃至翻轉，卻始終未能走出“內外交困”局面。不過，政體轉換之後，土耳其面臨的主要考驗將更加集中于國內。亂局之下，重回穩定已經成為民眾的普遍訴求和土耳其的硬道理，但能否通過有效推動經濟發展和緩和民族宗教矛盾找到國家長治久安的治本之策，而非通過強權壓制問題求得表面穩定，將最終決定著修憲是更大分裂的開始，抑或能夠成為土耳其走出困境的契機。

　　（原標題：修憲公投后土耳其能否擺脫“內外交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