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百日新政”評估：中美關係需要再出發

“特朗普百日新政：中美關係走勢評估論壇”在京舉行

　　【編者按】4月28日，由盤古智庫主辦的“特朗普百日新政：中美關係走勢評估論壇”在京舉行，十多位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出席了本次論壇，共同對特朗普“百日新政”做專門研討。論壇上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安剛發佈了《特朗普“百日新政”評估暨中美關係再出發報告》，報告對中美關係現狀及未來走勢做了分析與把脈，下文根據報告整理而成。

　　每逢美國新總統上任，由於美方競選示強語言的衝擊慣性、新政府需要集中精力先內後外以及雙方團隊互不熟悉等原因，中美關係一開始都難免會經歷一段曲折震蕩期，但最終都會在共同利益作用下最終步入正軌。

　　特朗普時期開始後的中美關係，受到特朗普競選期間嚴厲指責中國的貿易政策、揚言對華發動貿易戰和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以及勝選後接聽台灣蔡英文祝賀電話並挑戰美國一個中國政策巨大的嚴重拖累，一度引發多方猜測和擔憂，陷入巨大的不確定性。但雙方能夠頻繁接觸、積極互動，最終實現了轉圜。

　　海湖莊園會晤對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産生了積極影響

　　首先，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在這輪中美關係過渡期中用較短時間實現了首次會面，之後時隔僅四天又第三次通話、4月24日第四次通話，建立了個人友誼和工作聯繫，開啟了最高層經常會面、直接溝通的模式，設定了特朗普年內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議程，減少了中美關係自特朗普當選以來顯著增加的不確定性。

　　其次，這次會晤勾勒了雙方共同思考今後45年兩國關係如何發展的歷史縱深，明確了一個基本共識，即，中美作為世界大國責任重大、合作是唯一的選擇，兩國加強溝通協調，可以共同辦成一些大事，彼此做很好的合作夥伴。

　　第三，這次會晤搭建了新時期中美對話的基本架構，確定了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和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四個支柱，兩軍對話交流機制也有新發展（即將建立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等）。這樣的安排有助於兩國聚焦對話主題、提高對話效率、挖掘對話深度，也順應了當今世界多議題跨領域聯動的趨勢。

　　第四，就兩國政府各自內外優先施政領域進行了“對表”，特別是圍繞經貿、朝核問題進行了坦率交流，以高度務實的態度聚焦當前紛擾雙邊關係、全球貿易和地區安全形勢的最緊迫挑戰。中方展現了加強對美投資以促進國內改革升級、助美創造就業機會的誠意。雖然僅憑一次會晤無法解決中美間的所有問題，但還是降低了有關矛盾激化為衝突的風險，更為雙方工作層的協調指明瞭方向。

　　第五，進一步加深了特朗普政府在台灣、南海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問題上的認識，拉平、縮短了其“學習曲線”，推動有關問題重回可控可協商軌道。美國領導人強調了兩國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重要性，這是美方認識上的一個進步。

　　第六，凸顯了中美執政者理解對方治國理政思維、理性處理兩國關係的一面，壓低了外界對中美衝突的心理憂懼和預期，壓縮了某些國際行為體挑動中美矛盾以謀私利的空間，為全球經貿和亞太安全形勢調整提供了正向力。

　　海湖莊園會晤足以使人們對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轉持謹慎樂觀態度。不過，中美關係的發展路徑從來都是複雜和曲折的，中美互信的搭建也從來不是一個平滑的上升曲線，在新的國際形勢和美國國內政治複雜變動期就更是如此。必須避免盲目樂觀，更不能對特朗普任內中美關係的變數掉以輕心。

　　今後一個時期兩國利益協調仍需穿越現實的叢林

　　雙方需共同優先處理的首要挑戰是朝核問題。海湖莊園會晤之後，特朗普通過推特幾次發出“中國不幫忙，美國便單幹”“中國若幫忙，貿易問題好説”的信號，這是一種在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情況下將壓力轉向中方的“威逼加利誘”策略，恰恰暴露了特朗普並不情願推美國在朝鮮半島陷入戰爭、要用貿易換取地緣政治利益的心態。這樣的判斷如果成立，中國發揮什麼作用的問題確也無法回避，須有超越傳統思維的外交智慧和重新積極斡旋的外交勇氣。

　　雙方需共同處理好的第二大挑戰，是“習特會”開啟的“百日貿易談判計劃”。“百日談判”本是中方提議，美方接了過去，使它看上去更像是“限時答覆”，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取得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政績，還要求有衡量進展情況的“中途站”。“百日談判”使中美雙方面對貿易戰風險而緊繃的神經得到喘息，但傳統談判方式的改變迫使雙方必須充分利用這段時間重新協調利益並梳理、盤點合作點，以相互妥協消除大規模貿易戰的隱患，這對雙方工作層的壓力都是極大的，對兩國地方省州利益和大局觀的考驗也是直接的。

　　現階段看，“百日談判期”過後，中美當可避免大規模貿易戰。之所以這樣判斷，除了雙方之間的積極協調外，一個很重要原因是美國經濟基本態勢良好，仍在吃奧巴馬執政後期推動復蘇留下的“老本”，對外挑起激烈貿易摩擦的緊迫性並不高。但局部、小規模的貿易摩擦仍是無法避免的—包括雙邊渠道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和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訴訟，事實上這些年來已是一個常態化現象。

　　中長期看，特朗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並不匹配，減免公司稅和大興基建等短期刺激經濟措施尚難落地，美國經濟走勢仍存在變數，如果資産價格收縮，股市、匯市發生大的波動，能源市場出現大的調整，聯邦政府剛性支出比重突破總體經濟所能忍耐的極限，對外尋找“替罪羊”以轉嫁風險和壓力的意識就會再次抬頭，中美貿易爭端形勢仍可能重新變得嚴峻起來。

　　今後若干年，經濟問題將是中美關係的真正核心問題。雙方不應只關注貿易問題，也要對彼此金融風險的相互溢出風險有足夠準備和及時處置。當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分三步走：徹底退出量化寬鬆、逐步加息（2017年內至少還有兩次）和縮減資産負債表規模，趨向實施一種更為嚴厲的緊縮政策，這必然不斷産生外溢效果，對中國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影響將很大。而中國信貸過快增長造成的金融脆弱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也將對全球金融市場穩定産生直接影響。總之，必須使中美溝通談判在貿易、金融領域和微觀、宏觀層面上均有體現，相互協調與妥協超越貿易的單一層面反映綜合特徵，使之真正契合“全面經濟對話”的“全面”定位。“百日談判”如能反映這一特點，可被視為中美經濟再平衡的新起點。

　　中美雙方需要牢牢把握稍縱即逝的合作機會

　　特朗普的對華外交表現出明顯的跨議題利益置換思維，美國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3月下旬在陪同蒂勒森國務卿訪華前夕公開也表示，美方尋求“結果驅動型的對華關係”。所謂“結果驅動”，就是處理對華關係很實際，要看雙方處理每一件事的結果和效果決定下步怎麼走，實施什麼樣的政策。如此一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就擺在中美面前：如果兩國元首會晤開闢的合作機遇抓不住，機遇會不會立即轉化為挑戰，重新掀起硬碰硬的較量，導致兩國之間的敏感問題全面失控？對於這一點，足夠的憂患意識仍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