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一國兩制"優勢讓香港營商環境越來越好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

　　國際在線報道（記者 丁一鳴 劉志敏）：值香港回歸祖國二十週年之際，記者專訪了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博士。在專訪中，蔡冠深博士談經濟、談發展、談教育，以工商界領袖的視角，為我們勾勒了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年來的發展成果，以及未來應走的道路。

　　記者：蔡博士，您好。當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的時候，當時您在哪？能不能回顧一下當時的心情和感受？

　　蔡冠深：當時我在香港，也在交接儀式的會場裏面。當天，我的心情非常激動。我在傍晚就已經坐在那裏了，一直等到淩晨開始交接儀式。當我們國家的國旗升起來的時候，那個時候的心情真的非常激動：終於回歸祖國了！

　　記者：您長期擔任中總會長。在您看來，回歸二十年來，香港的營商環境演變如何？

　　蔡冠深：我看香港的營商環境其實是越來越好。回歸之前，不是有外國雜誌説“香港已死”嗎？人們擔心回歸之後的香港究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回歸之後，我們感覺，香港的經濟環境和營商環境，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更好了。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香港變成了“一國”底下的“兩制”。

　　我們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就像是北京和上海；同時香港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過，就又是倫敦、紐約。我們可以説，兩頭的優點，香港都拿到了。因為我們背靠祖國，所以我們和內地的關係十分密切，香港從改革開放那天到今天，還是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現在國家有錢了，資金“走出去”也是透過香港這個平臺走出去。可以説，香港是“引進來”、“走出去”雙向的平臺，所以這個對香港是非常的有利。

　　前幾年，香港要跟內地攜手，把珠三角一帶辦成世界工廠，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很多企業在那裏，聘用了成千上萬的工人，出口的也很多都是港企的産品。到了今天，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企業跑到香港來融資上市——我們看到過去這兩年，香港IPO融資都是第一位。在香港上市之後，通過香港這個平臺再投資到外面，聘用香港服務業的專業人士，這個都是雙向、雙贏的。所以我覺得，香港的營商環境比回歸之前好多了，空間大多了。

　　記者：20年來，內地資本對於香港的貢獻在哪？

　　蔡冠深：內地資本的貢獻是比較大的。內地資本除了傳統的、比如華潤等等在香港已經幾十年曆史的以外，新的內地資本，有國企、也有民企來香港投資，他們投的行業分佈在零售業、飲食業、酒店業、房地産、金融等各領域，覆蓋面非常廣。最簡單的數字就是：內地企業在香港整個股市裏面，佔了60%以上的股值，這是非常龐大的數字，所以在香港的影響非常大。

　　我們只有一點希望，就是希望內地企業到了香港，也應該以香港為家，能夠愛國愛港，為香港社會多盡一點社會的責任。那麼香港人就更容易接受他們。

　　記者：香港目前商業發展有什麼樣的挑戰？未來應如何應對？ 

　　蔡冠深：香港面對的困難在於，香港是全世界地價最高的地方。如果地價、房價高，那麼營運成本就高了；營運成本高了，大家工資收入就高。我們工資高、房價高，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的競爭力不斷下降。我們也面臨勞工短缺的問題，很多工人當然不喜歡我們引進外來勞工，但當勞工短缺的時候，不夠人，工資又上漲，我們該怎麼發展呢？我們還面臨一個老齡化的問題，年輕人掙錢掙得慢，怎麼辦？這都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香港怎麼找一個新的突破口呢？

　　第一，我們要保持和發揮香港國際關係、國際地位的優點。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剛好為香港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無論是陸上經濟帶，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香港不是今天才開始，而在過去50年，都是在跟他們打交道的。

　　第二，香港要抓住和廣東的合作。粵港合作是重中之重。剛才我提到前幾年製造業的合作，現在不光是製造業，而是整個大灣區的合作。現在的廣東已經不是30年前的廣東了；現在的廣東排在全國GDP的首位，它九大城市的發展非常厲害。所以香港要思考如何對接。從基礎設施開始，包括鐵路、高速公路、機場、港口、電訊服務等等硬實力以外，我們還需要支撐這個人流、物流、資金流的無縫對接，就是我們講的“一小時生活圈”。如果這個能融在一起的話，那麼粵港澳大灣區就能媲美美國的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和（日本的）東京灣灣區。這個就是香港發展的未來。

　　第三，除了走出去、大灣區合作以外，我建議還要有創新驅動，就是高新科技。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外面的那些創新科研機構還是喜歡香港這個地方，因為這裡居住很好、市場開放、方方面面都比較自由嘛。最近，國家同意將河套區給香港，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遇。我們可以利用河套區，把全球的——不光香港和內地——創科研發精英集中到這裡，把創科搞好。我們背靠深圳，而深圳是一個科技産業鏈非常好的基地，那麼我們有龐大的、13億人口的中國市場，成功之後再回到香港的中環金融區融資上市，就是一條龍服務，可以説是“官産學研”一條龍服務。我們希望把深圳的産業帶和香港連在一起，再到金融區，就是我們所謂的科技知識經濟帶。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中）接受記者採訪

　　記者：您長期支持國家的教育事業。在您看來，香港和內地的教育交流有什麼樣的契合點？ 

　　蔡冠深：內地教育傳統上講唸書、很勤奮，創意略顯一般；而香港的孩子創意挺好，個別不是那麼勤奮。怎麼能使兩地教育文化得到交流和學習，我認為，香港同學應該到內地去多了解；內地學生也要來香港多了解，這個非常重要。香港學生到內地去研究一下，先不説國情教育，先了解什麼是中國，中國歷史和現狀是怎麼回事，多了解才能更有益於孩子的思想。而內地孩子來香港，本身唸書很棒，再在這個非常自由開放的環境中，看看世界是怎麼回事，開拓他們的思想，對他們的創意是有好處的。

　　記者：香港二十年來教育的進程應如何評價？未來應該往什麼方向發展？

　　蔡冠深：在回歸之後，香港教育方面重視“兩制”多於重視“一國”，所以我們很遺憾。教育部門好像談到通識教育、談到中史課都比較敏感，我們感到很奇怪。我們的學校升自己國家國旗時都有保留，我們感覺很奇怪。到了最近，多談國民教育就引起市民反彈，這説明瞭什麼問題呢？説明瞭回歸前後我們沒有抓好教育，如果當年抓好——這是理所應當的，全世界、像美國、日本、英國都是這樣，國民認可自己國家的國旗、國歌、進行國民教育，都是很基本的。我們感覺，“兩制”多説了一點，多講了“保持高度自治”、以前怎麼樣現在我們就怎麼樣，沒強調“兩制”也是“一國”底下的“兩制”。所以，教育要認真總結經驗。未來要明確一國兩制的香港是國家憲法底下基本法的香港，把這個定位定清楚，很多事情就都好辦了。

　　記者：在二十年中，您所親身經歷的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大事件是什麼？

　　蔡冠深：那當然就是回歸了，當時看到五星紅旗升起來的時候真的很激動。另一個就是當年的金融風暴，衝擊香港經濟。金融風暴之後又有了SARS，對香港又是非常大的衝擊，但也正因為此，才有了CEPA。不過在這些事件中，國家都給予了大力支持。到了後來，2008年金融海嘯，香港有了經驗，所以影響不太大。再之後，我們看到2013年“一帶一路”建設開始推動，沒想到很快又來了“佔中”事件。“佔中”是政治事件，雖然對經濟衝擊不是很大，但心理壓力在政治方面引起不少後遺症。而在我們面臨這些問題的同時，國家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後來就有了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離岸中心、滬港通、深港通，到了現在最高興的是亞投行成立、香港是成員。所以經濟上來講，20年有起有伏，總的是向好的方向去走。政治方面，我們希望能團結方方面面的人，一起理解一國和兩制、憲法底下的基本法，這樣香港才能繁榮穩定、才能夠團結在一起。

　　記者：談到國家的支持，那麼商界對國家支持香港政策有什麼樣的體會呢？

　　蔡冠深：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最實在的是CEPA。2003年SARS來了，香港好像沒有出路，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是一個大問題。所以CEPA來的時候，給大家一個希望，一個曙光。CEPA來的時候給香港很多稅務的優惠，數字來講，對比香港整體經濟條件，還是小數，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和國家一步一步實現經濟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我們看見了這個前景，很多的企業都按照這個前景發展，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第二個實實在在的好處是自由行。自由行從CEPA開始，當香港的氛圍因為SARS而不是很好的時候，誰都不來；有了自由行，我們的同胞一批一批來，買東西，買的很多，旅遊業又好，零售業好，餐飲業好，産生了如此繁榮的景象。雖然對整體GDP貢獻不是特別大，但整個經濟因而繁榮起來。以上一個是出去到內地投資，一個是進來的消費，都是具體的例子。當然，後來因為來的人越來越多，出現文化差異的問題，那是另外一碼事了，單就當時而言，（自由行）是非常好的情況。

　　記者：您認為二十年至今，如果為香港的綜合發展畫一個波狀圖的話，香港經歷過哪些波峰、波谷，而如今它又在一個什麼位置？ 

　　蔡冠深：香港經濟的走向有一段時間是平的。我希望到現在777票當選的新特首，能帶來新的景象。林鄭月娥是有能力的，我認為她有心、有力、有擔當。有人説她民望在選舉時比較低，我不認同，我的看法是要看到過去幾年她的民望都比較高，只不過做選舉工程時肯定會有波動。最重要的，香港是經濟城市，如果抓住我剛才講的幾方面，香港經濟就能搞上去；只有經濟搞上去，才能促進民生，因為經濟好了，政府再分配財富，這樣才能夠團結大家，創造和諧社會。

　　記者：您提到香港是經濟城市。現在香港有聲音認為，香港正在面臨“政治覺醒”，參與政治的人多起來了，這是不是會衝擊香港作為經濟城市的定位，還是説香港作為經濟城市的歷史將會走向終結？

　　蔡冠深：作為工商業領袖，我認為香港的定位一直是“經濟城市”。我們看看回歸之前，香港一直都是經濟城市，政府是行政主導，人們不應該將時間都浪費在政治紛爭之上。老百姓要的無非是豐衣足食、好的居住環境、優裕的生活條件，同時保持著香港一直都保有的社會自由度。只有經濟持續增長，社會繁榮穩定，香港才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