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放和創新中鞏固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主導權

　　山東大學威海校區文化傳播學院院長、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泓峻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歷史進程與現實問題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建立的左翼文學發展十分迅速，到了20世紀40年代，不僅生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論話語，而且其聲勢也已經蓋過了在中國曾經頗有影響的自由主義文論。1949年7月“第一次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即將被選為“文聯”主席的郭沫若在他的“總報告”中自豪地宣告：“五四”新文學經過三十年發展，“封建文藝”已經“在理論上解除武裝”；“國民黨法西斯文藝”“受到全國文藝界和全國人民的唾棄”；“歐美沒落的資産階級文藝”“已經完全破産”，新中國文藝的歷史使命，就是以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為基本方針，“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這種判斷並非僅僅基於一個勝利者的樂觀與自信，而是有著充分的現實依據的。

　　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當代文藝理論格局中的主導地位有逐漸弱化的危險。這表現在與各種西方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相比，甚至與中國古典文論相比，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出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微弱，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學者也越來越少。而且，在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學者中，多數人實際上關注的是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真正把注意力放在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上面，對其理論內涵進行總結，把其基本理念與立場作為自己的文學理念加以堅持的學者；堅持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運用於中國當下的文學現實，努力去創新與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者，可以説是鳳毛麟角；當一些向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難的聲音出現的時候，旗幟鮮明地站出來進行反駁，自覺維護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權威的學者，也比較少見。

　　這些現象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要進行具體分析。就外部環境看，首先與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逐漸走向多元開放，大量在西方産生的新的理論思潮涌入國內有關。國外思潮的大量涌入，使得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學者，必須面對激烈的理論競爭。而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理論界又存在著對西方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理論話語過於迷戀的傾向，整個文論界在追逐西方理論話語的過程中，對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形成的中國“新文學”的理論傳統，缺乏正確的評價與應有的信心。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多年來，無論是在世界範圍內還是在中國，現實語境的變化與文藝狀況的變化都是十分驚人的。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導致文學作品在文本存在形態、生産方式、傳播方式、接受方式等方面都與之前産生了很大的差別。媒體融合所引發的文學傳播觀念和創作實踐的巨大變化，也對原先的文藝理論範式提出了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之前形成的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內的文論話語，其原有的概念體系與研究範式都表現出了很大的局限性。

　　當然，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者自身也有許多應該反思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進入中國之初，就把關注文學實踐、指導文學實踐作為最重要的理論訴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往往有著十分明確的文學立場與文學主張，對自己時代的文學發展也有著強烈介入的意願。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如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成倣吾、周揚、胡風等等，大多兼有作家、批評家與理論家多重身份，身處影響巨大的文學社團之中，是引領時代文學思潮的核心人物，其鮮明的理論主張對特定作家的創作活動具有很強的現實影響力。正是在這一傳統的影響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實踐品格。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後，許多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者，缺乏與批評家、作家以及當下的文藝作品、文學現實對話的興趣與能力。當文藝理論家的理論研究既不結合具體的文學實踐，又不試圖介入與影響新的文學實踐時，就很難産生應有的影響，更不要説去主導一個時代的理論話語。

　　維護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當代中國文論話語中主導地位的重要理論意義

　　就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其存在的方式至少有以下三種：一是在社會實踐中存在的馬克思主義；一是作為政黨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一是學術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後者包括直接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為對象的學術研究，以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立場方法去解決不同學科中面臨的具體問題的學術研究。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三種存在方式相互關聯、相互支撐；另一方面，它們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發展中又承擔著不同的任務，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文藝理論研究者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立場方法的運用，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學術存在方式，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

　　就中國文藝理論的健康發展而言，20世紀中國的文藝理論建設，除了受社會現實與文學現實的影響外，理論上一直要面對四種資源：西方古典文藝理論、中國古典文藝理論、歐美資産階級文藝理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闡發的文藝理論。這四種理論話語在20世紀以來中國文藝理論的建構過程中，構成極其複雜的相互滲透、相互競爭的關係。而(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主導地位)如果説在新中國成立後，有國家意識形態自覺建構的因素的話，那麼在新中國成立前，則基本上是上述幾種理論話語在相互競爭中形成的。

　　20世紀前半葉的理論實踐表明，無論是在面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理論圍剿時，還是在面對“左翼”文學自身遭遇的理論危機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理論觀點與理論立場，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並展示出了強大的應對能力。在20世紀後半葉，特別是在“文革”其間，中國的文藝理論也曾走向誤區。而在接下來的糾偏與撥亂反正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藝思想仍然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藝思想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不僅具有深刻的理論內涵，而且能夠面對複雜的理論環境與現實環境。在強調加強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主導地位時，我們應當有這樣的理論自信。

　　加強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的主導地位，需要有開放的理論姿態與創新的理論勇氣

　　加強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的主導權，實際上是一個頗為複雜的、系統性的理論工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解決好一元話語領導與多元話語並存之間、守正與創新之間的辨證關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必須由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統領。因此，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工作者必須意識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毫不猶豫地承擔起這一理論使命。但是，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自身的建構過程中，又不能採取閉目塞聽、固步自封的態度，而是必須在多元話語的競爭中去建立自己的理論領導權，在與社會現實、文藝現實以及不同理論話語進行對話的過程中豐富與完善自身，並不斷從其它理論中吸收有益的成份去發展自己。只有這樣，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才能保持自己的時代性與先進性，具有鮮活的理論生命力。

　　實踐表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整個文論話語格局中的領導地位，需要不斷地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與方法進行鬥爭，才能夠確立和鞏固。但是，在不同理論話語的競爭中，採取唯我獨尊的理論姿態，把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外的中國傳統文論、西方文論以及現實中存在的其它理論思潮，不加區分地完全放在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對立面之上，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不僅不利於正常的理論生態的生成，而且不利於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本身的發展與理論領導權的建立。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內部，一個學者採取“唯我獨革”、“唯我獨馬”的教條主義態度，不允許其它有建設性的觀點存在，更不願意聽到對自己觀點的質疑，是極其有害的。自信開放的理論姿態，一元話語領導下的多元話語並存，以及相互之間所形成的良性理論互動，是鞏固與加強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主導地位的重要基礎之一。

　　正確解決守正與創新之間的矛盾，對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領導權的加強，同樣十分重要。

　　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自身的哲學基礎、思想體系、理論觀點與階級立場，對此，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與此同時，在中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形成了許多核心命題與獨特的理論指向，如對文藝人民性的強調、對文藝家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的關注、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精神的結合等等。這些理論特色，也是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應該進一步發揚光大的。但是，新的時代，新的技術條件與社會生活方式，新的文藝現實，必然為文藝理論提出許多新的命題。如果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只注重守正，不注重創新，那麼其理論的闡釋力與有效性必將大打折扣，最終影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整體理論建構績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生命力在於能夠在不斷創新中適應時代的發展，回應時代提出的新的課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樣需要在不斷創新中保持其在現實面前的理論活力。在守正的前提下不斷推進創新，是鞏固與加強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主導地位的另一個重要基礎。

　　（作者係山東大學威海校區文化傳播學院院長、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