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彪：共塑滬、漢、渝三大全球性城市 協同帶動長江經濟帶騰飛

　　

　南京大學教授、長江産業經濟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劉志彪

　　摘要：在五大發展理念指導下，依託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進一步把武漢、重慶打造為特色鮮明、分工明確的全球性城市。這一戰略對長江經濟帶變成黃金經濟帶、擴大內需主動應對中美貿易戰、實現高品質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而且對國家全局發展、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國夢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關鍵詞：長江經濟帶 高品質發展 全球性城市 上海 武漢 重慶

　　2016年底中央深改組會議公佈的《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建設橫跨東中西部、對中國經濟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打造長江經濟帶三大增長極。一直以來，上海作為長江經濟帶唯一一座全球性城市，發揮著巨大的引擎作用。我們認為，如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把武漢和重慶打造為像上海一樣的全球性城市，其功能又有別於上海，則不僅有利於把長江經濟帶變成黃金經濟帶，主動擴大內需積極應對中美貿易戰、實現長江經濟帶高品質發展，而且對國家全局發展、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

　　一、僅上海一個全球性城市推不動長江經濟帶高品質發展

　　過去四十年，長江經濟帶開放發展的地理空間特徵，首先指向江海交界的東部地區。這種向東開放的國家戰略，塑造了今日珠三角城市群和長三角城市群的世界地位。

　　向東開放進一步強化了長江經濟帶過去既有的發展格局，形成了兩個差異較大的發展板塊：一是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城市群，二是既遠離上海又遠離港澳的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前者在開放發展中，利用國際貿易中的“經濟地理效應”，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取得了世界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後者受到區位條件、運輸費用等因素，加上宏觀政策等方面的影響，缺乏大幅度吸納海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在發展形態上偏向於內向型經濟，沒有明顯分享到開放發展的紅利，其在國內的經濟地位相對處於“塌陷”狀態。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長江經濟帶發展環境有了重要的變化：一是東向指向的開放格局，受到美國逆經濟全球化的重大影響，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很難再像過去那樣繼續大力推進；二是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化理念下，提出以産能合作為主的一帶一路倡議，以西南向開放為契機，重塑以我為主的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新優勢；三是利用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餘地大的優勢，開發開放我國中西部地區、擴大內需應對中美貿易戰的要求日益緊迫。

　　發展環境的變化，對傳統的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也帶來了重要的發展契機。鋻於僅憑上海一個全球性城市，推不動長江經濟帶高品質發展，也拉不動橫跨東中西三大廣袤的縱深地帶的深度開放和一體化發展，我們認為，除了上海之外，沿長江經濟帶應再塑若干個特色鮮明、功能完善的全球性城市。只有形成若干個全球性城市，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力量雄厚的城市群，才可以輻射帶動整個長江流域的騰飛。從目前來看，塑造上海、武漢、重慶三大全球性城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戰略價值，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1.有利於沿長江經濟帶擴大內需，抵禦階段性日益嚴重的逆經濟全球化浪潮。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發展的實踐證明，在高水準開放競爭中形成的全球性城市，是我國集聚和擴大內需的極點和平臺，是對衝逆全球化趨勢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武漢和重慶可以成為沿長江經濟帶除上海之外的新的全球性城市，並分別在城市群內部形成“生産性服務—先進製造業”協同的産業佈局，那麼在與美國的貿易戰中必將可以得到更多內需支持，贏得更多的主動權。武漢和重慶的全球性城市塑造計劃，將徹底改變中美貿易戰中，我方被動應戰的地位和態勢，緩解雙方國內的輿論壓力。

　　2.有利於一帶一路倡議建設以我為主的全球價值鏈。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是西南指向的開放戰略，過去在東部指向的開放中依賴上海建設總部經濟的辦法，就顯得力度不夠了。由於輻射半徑的限制，西南指向的一帶一路開放倡議，需要突出武漢和重慶的中心城市功能，應該把它們塑造為我國新的全球性城市。否則，我國的企業依託什麼走出去、走哪兒去呢？不依託中心城市建設全球價值鏈，企業即使走出去，也找不到産能合作的對象和機會。我們富有競爭力的産能，都要經過全球價值鏈通道和機制轉移出去。因此必須加快沿長江經濟帶建設全球性城市，加快建設總部經濟，從而對走一帶一路全球化運作的子公司、供應商、合作夥伴等提供有效的服務、協調和管理。

　　3.有利於沿長江經濟帶的城市群虹吸全球創新要素，為我國發展創新經濟服務。全球性城市所積聚起來的巨大的市場和內需能量，是廣泛吸收全球高級的先進的生産要素，尤其是吸引各種高級人才加盟的最具競爭優勢的環境和條件。當今全球高級人才、技術和資本，包括歐洲的先進要素，為什麼呈現向美國流動之勢，原因很多，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內需大、市場機會多、發展平臺高。可以設想，如果長江經濟帶形成了三大全球性城市以及相應的城市群，給世界一流水準的人才提供最適宜生活居住的條件，給他們足夠多、可以讓其充分發揮作用的機會和事業平臺、創新和創業機會，自然也會匯集世界一流人才來這些地方。

　　4.有利於沿長江經濟帶建設完善國內價值鏈，從而縮小東中西部地區間差距。全球性城市的重要特徵是生産性服務業集聚，也是總部經濟的佈局基地。這些居於“鏈主”地位的公司總部，會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把對交易成本敏感的生産性服務業配置在全球性城市的中心，而把那些對生産製造成本比較敏感的製造業，配置到要素成本較低的周邊地區，尤其是長江中上游的全球性城市的周邊地區，由此通過這些國內價值鏈的産業轉移效應，可以實現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目的。

　　二、長江經濟帶有條件塑造特色鮮明、分工明確的三大全球性城市

　　長江經濟帶的一軸、兩翼、三極、多點，密集地分佈著全國40％左右的人口和GDP，是我國經濟的重心所在、活力所在。按照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國際化實踐經驗，在這條穿越11個省市、長達6300公里的長江經濟帶巨龍上，建設三大全球性城市，無論是人口、經濟規模、需求等支撐條件，還是資源稟賦、要素供給的可能性方面，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如美國東部沿海地區，就形成了政治文化型的華盛頓、資本管理型的紐約、科技教育型的波士頓等功能各異的全球性城市；日本的經濟中心地帶東海岸，也形成了資本供給型的東京，現代服務—製造業融合型的大阪、名古屋等特色鮮明的世界城市。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長江經濟帶要不要、能不能建成三大全球性城市，而在於如何使之定位清晰、特色鮮明、功能明確、作用協同。習近平主席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沿江三大城市群在各自發展過程中能不能結合所在的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經濟基礎，放在長江經濟帶高品質發展“一盤棋”中研究提出差異化協同發展的新目標新舉措？沿江124個地級市在明確自我發展定位和方向時，能不能立足整個城市群的發展定位和方向，找到自己錯位發展的重點方向，解決好同質化發展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有必要認真研究思考。

　　對長江經濟帶三大全球性城市的差異化定位，是為了更好地、協同地發揮其核心功能。全球性城市是那種可以在社會、經濟、文化或政治層面直接影響全球事務的城市。其核心功能主要表現為對全球戰略性資源、戰略性産業和戰略性通道的佔有、使用、收益和再分配的能力。其中，戰略性通道是以戰略性區位優勢為依託，以港口、航空、公路、鐵路等現代化、立體化的綜合交通體系為基礎，構建面向全球的資源要素流動和産業轉移的通道。

　　根據習近平主席的指示，按照三大全球性城市的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經濟基礎等因素，在長江經濟帶高品質發展“一盤棋”中進行統籌考慮，發展條件比較成熟的上海，宜建設成為像紐約、東京、巴黎那樣具有較強綜合功能和輻射力的特等全球性城市，同時兼有像香港、新加坡、法蘭克福那樣擁有突出的金融管理功能。

　　武漢既是我國的戰略性通道，也是重要的科教資源發達的地區。既要以其橫貫東西、縱貫南北的戰略性區位優勢為依託，大力發展港口、航空、公路、高鐵等現代化立體的綜合交通體系，構建面向全球的開放的資源要素流動和産業轉移通道，也要以其科教資源豐富的優勢，利用巨大的內需，吸引全球先進的生産要素發展創新經濟，成為我國先進製造業、高新技術産業、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高地的全球性城市。

　　重慶及其周邊的成都等城市，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擔負特殊的任務和使命。它是長江經濟帶上游的經濟中心，是重要的生態屏障區。習近平主席對重慶定位為“兩點”和“兩地”。“兩點”即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的戰略聯結點和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支撐點，“兩地”是內陸開放高地和山清水秀美麗之地。從全球性城市的功能看，定位重慶為創新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有點勉為其難，因為無論是從科教資源的基礎，還是從城市、産業、企業的創新活躍度來看，它都與北京、上海、武漢、西安等城市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它或者可以定位為像日內瓦、洛桑等城市那樣，成為以優美的環境和一流的服務吸引眾多國際組織、商業機構集聚的全球性城市。世界城市是城市國際化水準的高端標誌，是具有世界影響力、聚集世界高端企業總部和人才的城市，也是國際活動召集地、國際會議之城、國際旅遊目的地。

　　三、塑造三大全球性城市的戰略和對策建議

　　首先，要形成一套全球性城市發展的新理念，以及為之服務的戰略和政策。長期以來，城市經濟充當著“出口驅動增長的發動機”，以實現出口規模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取向。隨著西方國家提供市場的能力日益衰退，與此同時對高級生産要素的利用能力也不斷降低，我們不僅要擴大內需，而且要為新一輪全球化提供市場，最需要的是，要比過去的全球化形成更加開闊的國際視野和更加開放的眼光，並以此為指導制訂獨立的全球化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通過塑造三大全球性城市，推動長江經濟帶高品質發展的戰略和政策。

　　其次，要向三大全球性城市集聚戰略性資源。這些資源是與城市的運行、發展與壯大密切相關的重要條件和能帶來巨大回報的關鍵要素，如硬性的資源、能源、資金等，也可以是軟性的政策、人才、信息等。為了配合擴大內需和中部崛起，國家要從戰略上扶植武漢為主的長江中游城市群。這就需要為其植入形成全球性城市的資源，不僅要建設四通八達的、網絡化的現代化立體基礎設施，使之成為中國與世界的戰略性通道，而且可以把北京的一部分非首都功能的産業發展資源，調整轉移出來配置到武漢，也可以考慮在武漢再設置一個股票交易所，等等。目前，我國有許多國有企業經過重組後進入了世界500強名單，但大部分配置在北京，不利於我國生産力優化配置，這種格局需要改變。

　　第三，要在三大全球性城市密集配置戰略性産業，尤其是與生産性服務業直接關聯的跨國企業總部機構。美國經濟學家絲雅奇·沙森曾經根據生産性服務業來鑒別世界城市，把世界城市定義為發達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中心。世界城市的標誌性部門，主要是金融中心、跨國公司總部(包括地區性總部)、國際化組織、高速增長的商業服務部門、重要的製造中心等。跨國公司作為全球性城市的主角，是經濟全球化的開拓者和主力軍，也是全球化規則的制定者。過去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的是“世界操作工”角色。在新一輪全球化浪潮中，我們需要高級生産要素，也需要成為創新中心，進入價值鏈的高端。缺乏可以參與國際競爭的民營跨國企業，將很難抓住新的經濟全球化給中國崛起所帶來的黃金機遇。

　　第四，要在三大全球性城市密集配置大批具有全球視野的高端人才。高端的領軍人物，是指其創業能夠影響世界産業格局的人才。未來若干年，長江經濟帶三大全球性城市將進入全球科技創新中心之列，成為全球高端人才聚集區、世界前沿技術研發和先進標準創制的引領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高技術産業的輻射區。這三大全球性城市將為全球高端領軍人物提供創新和創業的舞臺、機會和土壤。為此，必須抓緊制訂各類聚集培育高端領軍人才的政策，聚集由戰略科學家和高端領軍科技創業人才領銜的研發團隊和創業團隊，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準的科學研究所和科技研發中心，聚集由高端領軍科技創業投資家和科技仲介人才領銜的創業服務團隊。

　　（作者係南京大學教授、長江産業經濟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本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