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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萬安“大村長”扶貧有一手

2018-10-08 11:05:30|來源:中央廣電總臺國際在線|編輯:趙妍

  國際在線報道(記者 卜衛軍):按照計劃,中國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此外,中國還莊嚴承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過去五年,5000多萬貧困人口擺脫貧困,貧困地區迎來了歷史性的跨越和巨變。時至今天,可以説,通過常規手段能夠成功脫貧的已經完成,對政府,對群眾來説,剩下的脫貧任務是真真切切難啃的硬骨頭。還剩兩年時間,江西省萬安縣開創性地實施“大村長制”以應對這一巨大挑戰。

  今年7月底剛剛脫貧摘帽的萬安縣位於中國南部的羅霄山特困片區,到2017年底,全縣61個貧困村已退出51個,貧困人口降至2614人,貧困發生率降至0.99%。為進一步將脫貧工作做實,萬安縣縣領導、相關縣直單位負責人、鄉鎮負責人在各行政村擔任“大村長”,實現全縣135個行政“包挂村負責人”全覆蓋。此外,縣領導每人增挂一個邊遠山區貧困村。説起“大村長”的緣由,萬安縣扶貧和移民辦主任羅昭華介紹説:“2016年成立大村長制度之前,各個地方都安排了幫扶,到村裏的幫扶隊有好幾支,鎮裏面有一支,萬安縣扶貧辦有一支,還有一支駐村工作隊在,各管各的,打亂仗,比較混亂,人都下去了,但是做事沒有序,沒有統一的指揮。然後,想出來一個辦法,就是大村長制,明確一個人做總負責,把這幾支隊伍協調起來。”

  在羅昭華看來,“大村長制”的實施就是為進一步壓實責任,確定脫貧攻堅工作責任主體,確保扶貧工作有序推進,“他這個人下去之後,就把隊伍全部統一起來,由他指揮,安排工作,縣裏開會的時候大村長都要參加,得到指示直接回來傳達,怎麼來安排,哪一些人做什麼事,幾支隊伍全部都聽他一個人的。而且大村長對全村的脫貧攻堅負總責,做得好要表揚,做得不好要追責,從大村長開始一路往下追。”

  事實上,作為縣扶貧和移民辦主任,羅昭華也擔任了一個村的“大村長”,剛開始覺著壓力特別大,因為除了要完成自己本身主任的職責之外,每週還必須在村裏駐紮幾天,督促協調各項工作。不過,隨著各項工作的有序推進,手握不少縣扶貧資源的羅昭華慢慢有了底氣,他説:“不要説我覺得壓力大,哪一個都覺得大,縣裏的領導都覺得搞了一個村要去脫貧摘帽,這是一個很難的事,從哪下手,把人的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村莊整治是個難點,資金也少,我們這個村我先叫拿出一個方案,最難的就是資金問題,我有自己的優勢啊,我扶貧和移民辦,這裡又是一個移民村,有個移民後續發展資金,我就給了不少資金。”

  有了“大村長”,相比以前,村裏不少事辦起來容易多了。比如危房改造工作難度大,好拆的危舊房之前都已經拆完了,留下拆不動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因此一段時間以來,全縣拆舊工作推進相當慢,村莊面貌和貧困群眾住房情況難有改觀。在此情況下,“大村長”與村民委員會反復研判,因戶施策,對症下藥,至今取得了明顯效果,自2016年起,全縣共拆除危舊正房7400余棟、附房雜房21700多家,完成危房改造8195戶。

  以産業扶貧為例,産業是實現脫貧的根本之策,也是實現村莊可持續發展的最有力的抓手。近一年來,萬安縣各村莊相繼建立扶貧車間63家,産業基地、專業合作社、光伏電站和電商扶貧站在135個行政村實現全覆蓋,所有行政村的集體經濟收入達5萬元以上,其中10萬元以上收入的村30個,確保了“村村有扶貧産業、戶戶有增收門路”,平均每個貧困村超過一家扶貧車間。經過認定的扶貧車間,就業部門會給予開辦補貼、就業培訓補助、運行補貼等政策支持。

  今年43歲的鐘秋連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去東南沿海的廣東打工,2011年,為了能夠照顧在家鄉上學的兩個孩子,毅然返回萬安縣創辦了萬安縣高陂三喜大玩具廠,專門為廣東的企業代工做半成品,她説:“方便孩子回來上學,雇傭了十八九個人,方便村裏帶小孩子的婦女就業。現在我們這裡街上廠子比較多了,很多人都回來開廠了,包廠、雞場、鞋廠。”

  同鐘秋連一樣,今年40歲的宋觀秀曾在廣東、福建兩省打工,為了能夠照顧家庭,來到三喜大玩具廠打工。宋觀秀説:“每個月收入2000多元,外面工資給得高一點,在家也好,照顧家裏也要照顧小孩,在這裡掙點伙食費。”

  2017年,鐘秋連的三喜大玩具廠享受到扶貧車間補貼4.6萬元。這樣的扶貧車間既帶動了貧困戶在家門口就業,又方便了照顧老人和小孩,也解決了扶貧車間用地難、招工難、用工成本高等難題。

  針對不同風險,圍繞實現貧困家庭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兩不愁三保障)的目標,萬安縣設立了政府扶貧救助保險、疾病醫療商業補充保險、涉農保險、農房保險等不同險種,發揮保險機制的風險保障和經濟補償功能,切實築牢貧困群眾生産和生活的安全屏障。有了保險的全覆蓋,再加上“大村長”的鼎力相助,羅昭華坦言,扶貧工作的落實有了切實的保障,他説:“大村長制給我扶貧辦主任減輕了很大的壓力,因為具體抓落實有人了,我找人也有對象了,不像原來又要找鄉里面又要找哪個幫扶單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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