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40年管黨治黨和反腐敗實踐的思考

　　作者：孫志勇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選舉産生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啟了我們黨40年管黨治黨和反腐敗的光輝歷程。改革開放初期，全黨認真落實《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搞好黨風，嚴肅黨紀，治愈“文化大革命”給黨造成的創傷，保證我國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各條戰線改革的順利進行。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後，黨中央作出了加大反腐敗鬥爭力度的決策，堅決遏制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勢頭，保證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順利轉換。黨的十六大後，我們黨加大懲治和預防腐敗力度，著力解決市場化城鎮化中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有力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決策，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值此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思考我們黨管黨治黨和反腐敗的實踐，主要有以下幾點啟示。

　　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回望建黨97年，總結改革開放40年，一條管黨治黨和反腐敗的根本啟示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往往是災難性的、顛覆性的。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指出：“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撥亂反正，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黨的領導不會沒有錯誤，但是黨和人民的親密團結必定能夠糾正這種錯誤，任何人都不能用黨曾經犯過錯誤作為削弱、擺脫甚至破壞黨的領導的理由。”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告誡全黨：“如果沒有共産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就嗚呼哀哉了，哪能有現在的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産黨領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採取一系列重大措施，糾正了一個時期以來的模糊和錯誤認識，扭轉了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的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現象，使“黨的領導”沒有成為“一句空話”。這些年來，各級黨組織自上而下地壓緊壓實、強化細化管黨治黨和反腐敗的政治責任，取得了正風肅紀、反腐懲惡的卓著成效，消除了黨和國家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我們不知還要爬多少坡、過多少坎，只要全黨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就一定能形成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磅薄力量。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管黨治黨和反腐敗必須順乎民心、取信於民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紀委成立伊始，在“積案如山”“積信如山”的情況下，發揚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對經濟領域中“走後門”、領導幹部特殊化等問題進行通報，要求各單位依靠群眾找出糾風整紀重點，辦一件，成一件，鞏固一件。進入新世紀，我們黨緊緊抓住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徵用土地、城鎮拆遷、企業重組改制和破産、環境保護等問題，堅決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鬥爭之中。從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入手，糾正“四風”，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加大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問題力度，嚴肅查處貪污挪用、截留私分，優親厚友、虛報冒領，雁過拔毛、強佔掠奪等問題，對扶貧領域的違紀違法行為嚴懲不貸。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鬥爭試出了人心向背。以新時代的歷史擔當和寬闊視野，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失去生命力”，號召全黨“凡是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都要嚴肅認真對待，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都要堅決糾正”。改革開放40年走過的道路啟示我們，人民群眾反對什麼、痛恨什麼，我們就要堅決防範和糾正什麼。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工作的根本標準。要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研究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切實解決群眾身邊的腐敗和作風問題，把全面從嚴治黨的思路舉措搞得更加科學、更加嚴密、更加有效，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深化標本兼治、破立並舉，既要堅決減存量遏增量，又要與時俱進推進制度改革創新

　　改革開放之初，同志們就認識到：整頓黨風如同醫生醫病一樣，不能光治標不治本，治標同治本要結合起來。上世紀90年代，黨中央作出了加大反腐敗鬥爭力度的重大決策，正式提出“懲治腐敗，要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抓，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持之以恒”。在較長時間的標本兼治實踐裏，各地區各部門通過狠抓領導幹部廉潔自律、查辦違紀違法案件、糾正群眾反映強烈的不正之風，築起思想道德和黨紀國法兩道防線，同時從腐敗多發領域入手推進行政審批、財政管理和幹部人事等制度改革，對教育、制度、監督、改革等治本措施進行探索，取得了成效和進展，但也出現了紀檢監察力量發散、反腐敗的主責主業不聚焦等問題和不足。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深化對標本兼治的認識和實踐，在治標方面提出“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充分發揮以霹靂手段懲治腐敗的震懾作用。在治本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時，從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出發賦予治本更新更實更為根本的內容。比如，把政治建設作為解決黨內各種問題的根本性建設；把加強思想建設、作風建設和紀律建設，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等作為治本之策；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把制度建設貫穿黨的各項建設之中，不斷紮緊制度籠子等。在標本兼治方面，提出“標本兼治，關鍵在治，治是根本”。從黨中央到省市縣黨委，從中央部委黨組（黨委）到基層黨支部，緊緊抓住“治”這個要害，認真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推動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化標本兼治的實踐，對於從嚴管黨治黨和反腐敗起到了正本清源、撥正船頭的歷史作用。成功的實踐啟示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深化標本兼治，興利除弊、破立並舉，既要從具體問題入手，始終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又要與時俱進推進制度改革創新，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鞏固發展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利。

　　從嚴管黨治黨和反腐敗一刻不能松，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

　　1982年，面對十年內亂造成黨紀廢弛的情況，黨的十二大提出，“要在今後五年內，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實現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後來我們黨逐漸認識到，“黨風建設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貫徹“一要堅決，二要持久”的方針；黨風建設必須持之以恒，作為經常工作，不採取搞運動、搞突擊的辦法。黨的十四大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後，有的同志認為，再用上10年、20年的功夫，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完善了，易發多發的腐敗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歷史的邏輯往往有違人們善良的願望。這是因為沒有考慮到，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解決許多極其複雜問題絕非十幾年之功；也沒有考慮到，我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具有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不能企望有短跑便可完勝的捷徑。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和執著，堅持抓思想從嚴、抓管黨從嚴、抓執紀從嚴、抓治吏從嚴、抓作風從嚴、抓反腐從嚴，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40年實踐證明，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決不能跌入“抓一抓、松一松，出了問題再抓一抓、又松一松”這樣的循環，必須從人民群眾的支持和監督中汲取力量，在全面從嚴治黨的長跑中取得最終勝利。

　　堅持走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建黨97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表明：中國共産黨與腐敗水火不相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擁有戰勝腐敗的最大制度優勢，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形成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等，成為中國共産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根本標誌，為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理論奠定了基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果斷把全黨工作重心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等，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理論。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深刻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特點和規律，提出“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以及反腐敗三項工作格局等，豐富了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理論。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提出了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不斷提高反腐倡廉建設科學化水準，對長期執政條件下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進行深入有效的探索，深化了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理論。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作出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全面從嚴治黨的新理念新舉措新部署，深化、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理論，全面從嚴治黨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極大增強了人民群眾對我們黨的信心、信賴，厚植了黨執政的政治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管黨治黨和反腐敗取得重大成果的根本原因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全黨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

　　以守法崇德向善為導向矯治社會風氣

　　反腐敗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任何時候都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改革開放40年正風反腐的實踐表明，無論是反對“請客送禮”“走後門”，還是懲治受賄行賄，都應注意矛盾運行的兩個方面，一手抓公權力的腐敗治理，一手抓社會風氣的矯治。社風民風是由黨風政風決定的，但有其自身發展範式，反過來影響黨風政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把培育文明道德風尚作為重要著力點，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輿論導向等，這些對促進全面從嚴治黨、凈化全社會風氣起到了重要的建設性作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反腐敗鬥爭邁步向前，不僅要把黨員幹部鍛造為“金剛不壞之身”，增強拒腐防變的免疫力，還要營造公平清爽的營商環境，倡導守法崇德向善的社會風尚，使中國的各類企業、社會組織擁有更純粹更真實的社會責任和商業道德，使中國社會正氣不斷上揚，正義更加彰顯，正道越走越寬廣。（孫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