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大阪峰會為中美溝通解決爭端提供了一次重要機會

　　G20大阪峰會召開在即，國際社會普遍關注中美元首會晤能否在關鍵時刻發揮引領作用，遏制中美關係下滑勢頭，推動中美經貿談判峰迴路轉。

　　中美合作與協調原本是G20在國際經濟治理中取得進展的強大動力，但是由於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對華挑起貿易戰，嚴重背離G20“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精神，削弱了G20框架下的中美合作，使得G20影響力走低。

　　G20峰會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應運而生，因其廣泛代表性和影響力，風頭很快便超過代表發達國傢俱樂部的七國集團（G7），成為首要的國際經濟治理平臺。為擺脫金融危機，中美與其它G20成員將G20部長級會議升格為元首級別的會議，在這一框架下，中美積極合作，推動世界經濟復蘇。但是隨著經濟好轉，美國對G20的倚重下降。

　　面對新興經濟體在G20地位上升、美國對G20掌控力下降，美國對G20的態度趨於消極，轉向重新依靠G7小圈子，通過G7來對G20定調子定方向。國際金融危機後大國合作共同維護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局面不復存在，G20合作後勁不足。

　　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美國利益至上，質疑全球治理，推卸國際責任。美國採取“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實用主義政策，頻繁退出國際協定和國際組織，退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移民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萬國郵政聯盟；退出“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以及“美歐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談判，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定、美韓自貿協定，以國家安全為由加強對外國投資審查。美國從全球化的推動者變成反對者，削弱了在全球治理上的國際合作。特朗普政府轉向利己主義，從維護國際社會的利益轉向維護美國自身的利益，對國際義務“甩包袱”，使得G20在內的全球治理平臺遭遇“特朗普衝擊”。

　　美國雖然沒有退出G20，但是將“美國優先”的理念和政策塞進G20議程。在美國的阻撓下，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以及峰會公報刪去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保護主義和貿易爭端對全球經濟有害”的表述。2018年12月G20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上，特朗普特意搞了一個美墨加協定簽字儀式，炫耀其貿易成果。

　　特朗普政府除了抵制G20“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條款，還將“國有企業扭曲市場競爭”議題納入G20討論，將中美雙邊貿易衝突延伸到多邊場合。對華貿易戰只是其對華政策“質變”的一部分，從封鎖中國高科技企業、炒作中國“銳實力”和“債務陷阱”，在南海、臺海發起挑釁，美國發動“全政府”動員，多管齊下圍堵中國影響力，美國對華政策大調整使得推進中美在G20框架下的合作困難重重。

　　作為世界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中美合作是G20發揮作用的重要基礎。兩國經貿摩擦不僅關係雙邊關係大局，而且關係世界經濟增長與國際和平穩定大局。G20大阪峰會前夕，國際社會普遍期望特朗普政府能夠改弦易轍，“習特會”取得進展。

　　多邊組織和國際會議通常發揮著“多邊搭臺、雙邊唱戲”的作用，有助於及時管控國家間矛盾和分歧、預防危機升級。過去亞太經合組織（APEC）、核安全峰會等多邊機制曾在中美關係緊張時期，為兩國元首面對面溝通提供了重要機會。在中美經貿摩擦對立加劇的形勢下，G20大阪峰會為中美元首面對面溝通、自上而上解決爭端、緩和雙邊關係提供了一次重要機會。

　　G20峰會機制建立以來，中國作為創始成員，積極參與，貢獻中國智慧，促進世界經濟復蘇。中國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高舉多邊主義旗幟，提出了開放導向、包容導向、規則導向的正確立場。對中國來説，G20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容納了世界主要經濟體，特別是將一批新興經濟體包括在內，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效率，仍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面對“美國優先”對國際經濟治理的消極影響，中國需要排除干擾，堅定參與G20，堅持多邊主義，繼續擴大共識，在合作共贏中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轉變。

　　(孫茹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