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在線陜西頻道報道（楊舒曼）：從陜西省文物局獲悉，為配合西安北站至西安咸陽國際機場軌道交通建設，自2016年12月至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組隊在西鹹新區秦漢新城窯店鎮長興、擺旗寨、閻家寨等地勘探發現的古文化遺存區域開展考古發掘工作，目前考古發掘取得階段性成果。

　　150余座宋代墓葬1/3為兒童 或因疾病、瘟疫造成死亡

房址（供圖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據了解，本次發掘地點之一的長興村，位於秦都咸陽城手工業核心區北部，屬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秦都咸陽遺址範圍。目前該區域的考古發掘面積已經超過2000平方米。下層堆積的遺跡主要有水井8眼、房址5處、灰坑95座、道路6條、水溝5條、兒童葬10座。

　　房址有早、晚兩期，均為多室結構，晚期為地上建築，部分可見石塊或陶片鋪墊的柱礎；早期為半地穴建築，墻壁塗抹細泥，內附有灶間。兒童葬多臨近道路，使用鬲與盆、罐與盆或舟形器與板瓦組合的陶質葬具，有的遺骸已完全腐朽無存。

　　出土遺物包括“半兩”銅錢、骨質馬鑣、石鏟以及大量的板瓦、筒瓦、瓦當等建築材料和生活用器。經初步判斷，遺存的時代為戰國晚期至西漢初年，屬咸陽城手工業遺址的生活居址區。

　　出乎預料的是，該區域的上層堆積中清理出150余座宋代墓葬。這批墓葬分佈密集、葬俗獨特。墓向近南北，豎穴偏洞室結構，墓室位西，墓道居東，墓室深于墓道，二者之間以土坯或磚封堵。墓主頭向北，面多向西，無葬具，僅有2座隨葬銅錢和粗瓷罐。遺骸多完整，少量二次葬，成人和兒童的埋葬方式一致。墓主年齡偏低，10歲以下的有60余例，其中不乏剛出生的嬰兒，50歲以上的不足10例。墓葬之間無打破關係，説明形成、使用的時間較短。

　　“這150余座宋代墓葬偏洞室、窄、不用葬具、不隨葬陪葬品，與本地其他宋墓有很大區別。關於這些人的死因，骨骼保存完整，沒有外傷，不屬於戰爭、地震等造成死亡，我們通過排除法推斷墓主人或因疾病、瘟疫等原因造成死亡。”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陽考古隊隊長許衛紅在接受國際在線陜西頻道採訪時表示，“其獨特的葬俗及成因對研究咸陽地區宋代居民成分、災異情況等極具重要價值。”

　　西魏貴族墓葬出土東羅馬金幣 或為仿製品

　　擺旗寨、閆村發掘點位於秦咸陽城西部，屬於保護區建設控制地帶。發掘的遺存類型以古墓葬為主。南段擺旗寨村點清理墓葬數量已達29座，以西漢中晚期小型洞室墓為主，出土陶倉、罐、鼎、盒、奩、灶等陶或釉陶器，以及銅鏡、鐵劍等金屬器。另有西魏、北周墓葬各一座。

　　M28前室西南角隨葬陶俑（供圖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其中西魏墓葬（M28）保存較好。前室平面近正方形，有石質墓誌、陶質彩俑和模型明器、漆器、金銀幣、金髮簪、玻璃器等遺物200余件。後室平面長方形，底鋪磚，有遺骸二具。

　　根據墓主人的墓誌記載，墓主人名叫陸醜，為西魏貴族。他本屬鮮卑族步陸孤氏，西域三十六國期間歸順華夏並改姓為陸，即本姓步陸孤，為順應少數民族漢化的趨勢，家族由複姓步陸孤變為單姓陸。陸醜的父親曾參與了北魏末年爆發的北部邊境的六鎮起義，從而登上了歷史舞臺。而他本人在北魏孝武帝元修出逃前，就被授予要職，這也可能是帶他一同出逃的原因。也因為這次經歷，讓陸醜親歷了強大北魏王朝如何大權旁落，如何在權臣的操控下分裂成東西對峙的東魏和西魏的歷史。

　　M28齣土金幣、銀幣（上左M28: 242，右 M28:144；下M28:243）（供圖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該墓除了胡人俑、駱駝俑、玻璃器外，還出土了二枚東羅馬金幣和一枚波斯銀幣。其中，兩枚羅馬金幣讓人印象深刻。M28:144為阿納斯塔修斯一世金幣，其圖像清晰，錢文完整，錢徑1.7釐米，重量3.1克。正面為右手持長矛的皇帝半身像，背面為站立的側身帶翼女神。正面文字內容為“我們的主上”、“阿納斯塔修斯”、“永恒的皇帝”，背面有“勝利女神”、“皇帝們”、“君士坦丁堡”及印記。

　　M28:242亦為金幣，錢徑1.6釐米，重量2克，其版別特殊，較為罕見。“其正面王像手持十字架，而不是阿納斯塔修斯一世時期的長矛，這是查士丁尼一世時期才開始出現的情況，但卻又保持了阿納斯塔修斯一世側影的特點。背面為手持十字架的帶翼天使，體態較健碩，似為男性，而查士丁一世時期天使明顯為女性形象，多正面示人，右手持十字架，有的左手還托舉一個上面插著十字架的地球。”許衛紅表示，“這枚金幣的圖像兼具阿納斯塔修斯一世與查士丁尼一世兩種金幣版型的風格，目前尚無可比對的資料，初步判斷是一種流行時間較短的過渡類型或其它地區的仿製品。”

　　根據墓誌記載，該墓下葬于西元528年。據了解，迄今為止，中國境內出土的東羅馬金幣與薩珊波斯銀幣數量較多，地點多集中于絲綢之路沿線或中原地區中心城市，時代一般為北周乃至隋唐時期。時代較早的材料包括1978年河北省磁縣發掘的茹茹公主墓，墓主為東魏高歡第九子高湛之妻、柔然族鄰和公主閭氏，下葬時間為西元550年，仍晚于陸醜墓十餘年。此次發現再次證明了絲綢之路貿易往來的悠久歷史，是研究“一帶一路”發展歷程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