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魯迅曾稱中國是文字的遊戲國

現場讀者 陳子峰 攝

新民説2014年度文化沙龍第三場 從左往右依次為：歐陽江河、格非、戴錦華、柴春芽（陳子峰攝）

中新網北京1月6日電(宋宇晟) “‘新民説’年度文化沙龍暨鳳凰網讀書年度盛典”5日在北京舉行。在論壇中，談及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反思，錢理群坦言，魯迅在當時無情地批評了中國人的國民性。“魯迅對中國有一個很嚴酷的判斷，説中國是文字的遊戲國。”

或許在很多人印象中，“新民説”只是梁啟超政論文章的合集以及20世紀歷史中的遺物，和當下的時代並沒有什麼聯繫。然而2014年初的這次沙龍中，“新民”再次成為了一眾學者討論的焦點與思考的中心，由近及遠地串聯起了“新民説年度沙龍”中的三個論壇。

世界與中國間的相互影響僅停留在器用層面

世界與中國的關係，自中國在西方的隆隆炮聲中步入近代以來，便已經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思考的問題。與一個多世紀前相比，當下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無疑變得更加緊密了。

在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瑜看來，當下中國的這种經濟發展和世界的市場是聯繫在一起的。“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世界為中國提供的這個市場，顯然是中國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這一點來説，世界改變了中國是沒有疑問的。”

而談及中國對世界的改變，劉瑜坦言，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大量的廉價日用品在全世界的氾濫。但他同時也強調，即便中國現在的經濟影響力如此巨大，但需要面對的問題卻是：是否能夠在軟實力上征服世界。“無論是世界對中國的改變，還是中國對世界的改變，至少在個體的層面上，都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來説，這種改變還僅僅停留在器用的層面上。”

魯迅曾稱中國是文字的遊戲國

如果國人自當下的時間回溯，歷史上關於“新民”的説法必然地與中國人的國民性這個問題密不可分。而魯迅則是論及國民性時，無法繞開的問題。在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看來，魯迅提出的“立人”其實與所謂的“新民”有異曲同工之處。“1905年他提出來，中國要立國，關鍵是要立人，而他所講的立人主要指有個體的精神自由的人，個體的精神的自由的人。”

談及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反思，錢理群坦言，魯迅在當時無情地批評了中國人的國民性。“魯迅對中國有一個很嚴酷的判斷，説中國是文字的遊戲國。他説‘在中國有明説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説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説這樣，其實要做那樣的，有明説自己就這麼做，但是又説別人這麼做的。也有一聲不響就做的。’在這樣一個語境下面，如果你真的相信別人説的話，那就是笨；如果你真的把別人説的話當成做的話，那就是不合時宜。問題是誰都知道在説謊，但是所有人都願意相信、願意做出相信説謊的樣子，我們每天大家都在説謊，時時刻刻在騙你，我也知道你騙我，但是我説對對對，相信你。這就是那個遊戲規則。如果有人破壞遊戲規則，説句真話的話，大家會覺得這個人不懂規矩，這個人太不成熟了，太幼稚了，然後大家一起把他滅掉。”

但他同時也強調，魯迅不僅批判國民性的弱點，更發覺中國國民性靈魂中的可貴之處。“在地底下就有中國的脊梁。他説我們從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一類人就是現在也何嘗少了呢？他們有血性、不自欺，他們前赴後繼的戰鬥，不過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在黑暗中而不能為人們所知道罷了。我以為魯迅這裡説的埋頭苦幹、拼命硬幹、為民請命、捨身求法，有血性、不自欺就是中國國民性的內在力量。尤其是我們今天要討論重新建立國民真精神的一個精神的資源。”

啟蒙先啟自己，新民先新個人

談及當下的知識分子寫作，作家柴春芽認為，知識分子要恪守“啟蒙先啟自己，新民先新個人”的準則。作家格非也坦言，作為一個作家，更多地應該是去對這個時代進行觀察。

在格非看來，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門羅就是個“觀察者”。“門羅是不是一個好作家我不知道，但是她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觀察者，她觀察到了這個社會裏面非常重要的，或者非常隱秘的部分。當然作家需要有眼光。”

“我覺得不管是在知識界你是做一個老師或者做一個學者，還是做一個作家，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共通的。首先你需要非常謙遜的對待自己誠實的內心，觀察這個社會，來建立自己和這個社會的關係。然後來在冥冥之中尋找你的認同者，也就是讀者。不管研究還是創作，意義無非是如此。”格非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