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初生牛犢”闖進香港電影圈

跨越近半個世紀,盧玨重返香港

跨越近半個世紀,盧玨重返香港

 

傳奇篇

周承人 李以莊(香港早期電影研究專家)

 

1947年,盧玨應吳祖光之邀,一起去香港“大中華公司”拍攝電影《風雪夜歸人》,就開始了他在香港的一段經歷。

抗戰時期,話劇《風雪夜歸人》在重慶首演時,是由“中華劇藝社”演出的,當時盧玨在該社工作,他就和吳祖光認識了。抗戰勝利後,復員到上海,劇社解散,盧玨就失業了。又逢父親病死,沒錢收殮,欲哭無淚,幸得同鄉幫助,才把父親喪事處理完畢。正在走投無路之時,忽然吳祖光派人找上門來,介紹他到新民報去當職員,生活有了著落。不料半年後,新民報被封了,盧玨的生活又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吳祖光又找上門來,邀他一同去香港拍電影,盧玨絕處逢生,感激萬分,立即跟他一起由上海飛香港。

吳祖光是第一次當電影導演,需要有個得力的副導演協助工作,他在其回憶錄《電影從業十年》中説:“我請來這位副導演就是綽號‘小廣東’的盧玨同志……”他又説:“在正常情況下,副導演是導演的助手和學生,協助執行導演任務,我卻是個例外。副導演是我的老師;電影分鏡頭也是盧玨搞的,我的一點電影導演的知識也都是從副導演那裏學來的。”(1981年第四期《電影文化》)我們跟盧老談起這段往事時,他坦誠地説:“我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導演實踐的。”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這兩個年輕人就這樣闖進了香港電影圈,一連三部,在“大中華”拍了《風雪夜歸人》和《莫負青春》,在“永華公司”拍了《山河淚》一片。

這時候,內戰的烈火燃遍全國。為了避免中國的文化精英受到迫害,中共中央有計劃地逐步將滬、寧、穗、渝的文化人士轉移到香港,在黨領導下建立起一系列進步文化單位和群眾團體。1948年底,相繼建立起“大光明”、“南群”、“南國”、“大江”等進步電影公司。

盧玨被章泯邀去當副導演,在“南群”公司拍攝《結案》一片。後來又在“南國”拍了《冬去春來》一片。章泯是德高望重的影劇前輩,盧玨以師事章泯,他也很關心年輕人,盧玨原定追隨他回內地工作,後因影片後期工作尚未完成,章泯讓他留下,繼續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進步影人紛紛返回內地,部分人員北上,部分回廣州。留在香港的人沒有片拍,生活困難。為了幫助他們,中共電影小組成員洪遒決定組織生産合作性質的同人公司,大家都是股東,又都是僱員,群策群力,共渡時艱。這個公司就叫五十年代公司,拍攝的第一部片《火鳳凰》,導演是王為一,副導演是盧玨。第二部片《神·鬼·人》,拍完兩部片,公司就結束了。

1950年,龍馬公司成立,黃穆任總經理,朱石麟任藝委會主任,王為一、齊聞韶、盧玨一起加入龍馬。

1951年,盧玨為龍馬編了一個劇本《誤佳期》,又名《小喇叭與阿翠》。開拍時,導演是白沉。1952年1月白沉被港英當局遞解出境,由朱石麟接手導演。

這部影片被香港電影界譽為經典之作,多次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作回顧展。

影片講述香港本土草根階層的故事:一個外號“小喇叭”的樂隊喇叭手,與紗廠女工阿翠熱戀,但苦於沒錢結婚,兩人拼命掙錢,都被種種意外花掉了,總是掙不到足夠的錢供結婚之用。“小喇叭”辛辛苦苦用肥皂箱的木板自建木屋,又因這家業主要把地收回,將木屋拆除,使“小喇叭”的婚期一誤再誤。這裡有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小喇叭”常去阿翠家,屢屢在木屋前踢到一塊石頭,幾乎摔跤,起初觀眾以為是一般的噱頭,到木屋被拆除時,才知道這是某洋行所擁有的地界,暗示著普羅大眾的苦難都是帝國主義和買辦們造成的。最後紗廠女工們設法讓出宿捨得一個房間給他們做新房,這才讓他們結成了婚。影片真實地展示了現實生活中草根階層的生存狀況,受到觀眾熱捧,以至滿街群眾都在説“小喇叭”。

我們向盧玨詢問:這個戲的創意是從何而來?他説:“當時從報上看到:蓋大樓的人沒房子住;成天替別人辦喜事的人,自己結不了婚,就産生了製作的動機。”我們説:“這就是戲的內核,就是所謂的‘戲核’,把這個‘戲核’抽掉,戲就沒了。”我們又問:“這塊老是讓小喇叭摔跤的‘界石’是從哪來的?”他説:“沙頭角的中英街不是有塊‘界石’嗎?……”他這一説,這塊“界石”就有了深長的意義了。

香港資深電影學者林年同高度肯定這部影片的成就,認為“影片那種接近完美的手法,超過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特別是《米蘭的奇跡》的成就。《誤佳期》同時發展了中國電影的喜劇傳統,它是《馬路天使》、《哀樂中年》以後最佳的表現,它的出現,促成了中國電影中喜劇學派的形成。”(見於《林年同論文集》)作為影片的主要創作人員之一的編劇盧玨,在這個歷史時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52年1月,港英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司馬文森、齊聞韶等10人,先後遞解出境。盧玨也在此時離開香港。在這之前,盧玨與齊聞韶住在一起,齊聞韶感到形勢不妙,要他搬到別處住,兩人分開,以免同時出事。當港警上門抓人時,盧玨已經搬走了,倖免被捕。香港進步電影領導人廖一原叫他回廣州暫避。盧玨回廣州,寄住在“文聯”,仍舊和司馬文森一起搞海外宣傳工作。從此和香港斷絕關係,不和任何人聯繫,不活動,不談往事,蟄居獨處,直到1954年,才調到上海電影製片廠,仍舊當副導演。


周承人、李以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