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四伏的安全區——西方人見證下的南京大屠殺

６９年前，日本投降的消息在電臺廣播中響起的時候，高植（化名）那年剛滿１０歲。他清楚地記得，投降後日本人躲在兵站裏，戰馬拴在門前的木頭電線桿上，但連續好幾天都沒有老百姓敢靠近，直到馬餓得把電線桿都啃斷了，才被膽子大的人牽走。

 

１９３７年南京大屠殺時，不滿３歲的高植隨家人藏在國際友人設立的“安全區”裏，得以僥倖逃生。南京大屠殺的慘痛，讓西方人士也終身難忘。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紐約時報》第一次刊載了特派記者德丁用無線電拍發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彼時距離１２月１３日殺戮開始已經過去５天。儘管淪陷後，南京通訊機構幾乎癱瘓，但真正阻礙消息發出的，是籠罩在通往城外的每一條路上的死亡陰影。

 

美籍華人尹集鈞在《１９３７南京大救援——西方人士和國際安全區》一書中，記載了德丁和另外兩名美國人驅車駛出安全區後的遭遇，他們剛來到距離安全區不遠的陜西路口，就看到道路被大量沒來得及清理、仍在流血的屍體堵住，而日本兵開著車直接從死屍上碾壓而過。

 

德丁和另外一名同伴只好下車把屍體搬到路邊，企圖搬出一條路來，但到後來，由於屍體太多，搬不完，只好另尋他路。

 

後來，德丁在車上插了一面很大的美國國旗，獨自出發“碰運氣”，“南京大屠殺”的消息才最終在一艘美國炮艦上得以拍發。

 

讓德丁如此“好運”的，是當時迫於國際輿論壓力，日軍對西方面孔的人員“網開一面”。因此，由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代表約翰·拉貝擔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劃定的“安全區”也庇護了一些中國民眾。

 

據記載，安全區從山西路廣場到漢中路、中山路交叉的新街口廣場；從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西面的街道到中山路，包括美國大使館、意大利大使館、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在內，佔南京城面積十分之一，位於城市的中心位置。

 

實際上，當時日本已經簽署在交戰雙方保護戰俘的相關國際公法，但為何普通難民仍需要國際友人設立的“安全區”保護？有專家認為，這是對侵華日軍反人類暴行的巨大諷刺。

 

“國際公法要求保護戰俘和平民的生命權、人格權、財産權，但日軍突破了人類起碼的道德底線。”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經盛鴻指出，侵華日軍的大屠殺是有計劃的恐怖政策。

 

“恐怖政策”最大的佐證，是日軍進攻南京時，日本當局對日“華中方面軍”的指示：對糧食等所需的軍用物資“就地自給”。日軍各部對南京地區的國家倉庫儲糧與農民、城市居民的家藏糧食進行了瘋狂的搶劫，最終導致南京的糧貿市場完全消失。

 

當時，南京的２０多萬難民避往城西的“安全區”中，在數月時間內，依靠“國際委員會”的西方僑民以千方百計籌集的大米舉辦粥廠而存活。

 

然而，即使是安全區內，侵華日軍以尋找中國士兵為藉口，強行闖入實施姦淫擄掠的現象仍舊屢見不鮮。

 

時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長的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在日記中記錄了侵華日軍在安全區內的暴行。南京淪陷期間，魏特琳開放校園，庇護了數以萬計的婦女和兒童，但也因此，受到了日軍的頻繁騷擾。

 

魏特琳在日記中用“極其狡猾”來形容闖入的日軍。那是在１２月１７日的夜晚，一股日軍假借搜查中國兵，控制了魏特琳和學校工作人員，“進行虛假的審訊”，同時，趁其不備劫持走了１２名少女，同時有３人在校園內遭強姦。

 

“在這座城市裏，他們簡直無惡不作。”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儘管一些日本高級軍官、使館人員與他們維持了表面的和平，但日本人的偽善很快便暴露。

 

魏特琳記載道，一名日軍高級軍官來訪，而與此同時，日本兵正在劫持５名婦女，她前去阻止，並拖延時間直到軍官到來，但軍官只是訓斥幾句便放走了日本兵。“並不是制止這些卑鄙行為所需要的嚴厲懲處。”她總結道。

 

説到如果沒有約翰·拉貝，家裏人會怎麼樣？７９歲的高植聲音有些哽咽，“即便是躲在安全區裏，在日本鬼子的騷擾下，人們也只能自己顧自己，更別説在安全區之外了”。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曾居住的小粉橋１號是一棟不大的三層小樓，位於“安全區”的東南角，曾收留保護了６００多名中國難民。如今，為了追憶拉貝，這棟小樓被稱作“拉貝故居”，裏面陳列著這名“德國好人”當年保護中國難民的史料證據。

 

被“安全區”庇護過的高植，長大後成為了一名邊防戰士。退休後，他還時常去拉貝故居看一看。

 

“我們全家五口人逃到安全區，得以生存下來，都要感謝拉貝先生和安全區所有的工作人員。”一次探訪結束後，他在拉貝故居的留言簿上寫道。（新華網 南京 記者 苑蘇文、楊紹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