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約30萬婦女死於日軍蹂躪

何玉珍，2014年11月21日去世。圖片由段瑞秋提供

 

1944年9月3日，中國遠征軍士兵在雲南龍陵救下了4名朝鮮慰安婦，美軍聯合通訊社記者瓦爾特·烏勒拍下了這一幕。圖片由段瑞秋提供

 

68歲的羅善學(左)和90歲的韋紹蘭。圖片由段瑞秋提供

 

2014年11月21日，段瑞秋的手機響了。一個韓國友人告訴她：“我在中國廣西荔浦見過一個奶奶，還要去見另一個奶奶。可是，另一個奶奶去世了，今天中午。”這幾句中文雖然磕絆，但中國青年出版社新書《女殤》作者段瑞秋聽得很明白—何玉珍去世了，她是今年離世的第三位侵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這樣的電話，隨時都可能響起。

 

40萬，這是目前根據文獻和調查統計出來的亞洲慰安婦數量，其中中國佔20萬，實際數字可能還在此之上。當南京大屠殺的“30萬”數字已經刻骨銘心，這個“40萬”卻並不為太多人所知。在《女殤》中，段瑞秋為最後27位活著的中國慰安婦記錄了證言;但到書出版時，她們只剩下24位。

 

12月13日舉辦的新書發佈會上，軍史作家余戈説：“70多年前，有一群中國婦女，因為國家貧弱，因為中國的男人沒有辦法保護她們，而陷入了地獄。今天，她們正在一個個離去，我們卻仍然不太了解這段歷史。我希望拿到這本書的人，都能好好地讀一遍，權當是為她們、為那段歷史的送行。”

 

崔永元在《女殤》的推薦語中寫道：“戰爭中犯下的反人類罪，通常不會因為施虐者的懺悔而讓痛楚煙消雲散，何況還有至死不悔的。和平年代，為什麼要在歌舞昇平中加入這些嘶啞的吶喊，就是要讓年輕人知道歷史、承擔責任，國家強大的標誌就是有能力保護好自己的每一個子民。”

 

“你要想採訪她們，就要快！她們已經太老，太老！”

 

時間回溯到2012年，段瑞秋聽説在抗戰時期一個中國姑娘竟愛上日本佐官的故事，類似于杜拉斯小説《廣島之戀》中的法國少女與德國士兵。而當她到故事的發生地雲南省保山市騰衝縣尋訪主人公時，殘酷的真相讓她震驚。

 

當地“滇西抗戰博物館”館長段生馗告訴段瑞秋，故事中的中國姑娘根本沒有遇到愛情，遇到的只是瘋狂的日本鬼子。“她叫楊美果，被關了幾個月。她一反抗，他們就打她嘴巴，咬她，用刺刀劃她，血流得滿身都是。她的小指頭都被咬斷!她疼得昏死過去，日本鬼子還一個接著一個糟蹋她。”段生馗説。

 

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統計，在日本14年的侵華戰爭期間，大約有75%的亞洲慰安婦死於日軍蹂躪，人數約30萬，相當於一次南京大屠殺。

 

2013年7月9日，段瑞秋在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遇到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蘇智良告訴她：“中國還有20多位受害老人活著，你要想採訪她們，就要快!每幾個月就會有人去世，她們已經太老、太老!”

 

從那天起，段瑞秋開始了這段再不走就要永遠遲到的尋訪之路，東至南京、上海，西至滇西，北至黑龍江，南至海南島。

 

2013年11月2日，在廣西桂林的荔浦縣第一次見到何玉珍時，段瑞秋記得：“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輕時候的美麗。但深陷的眼窩裏，眼光疲倦而渾濁，已有老年癡呆的症狀。”

 

何玉珍的兒媳馮秀珍説，當年媒人上門提親，父親知道男方是何玉珍的兒子，對女兒説：“你嫁過去的婆婆長得很光彩啊!年輕時候趕圩(趕集—記者注)從我們村裏走過，好多人見到都會站著看她。”就是這樣一個曾經無比美好的女子，當段瑞秋問：“您見過日本人嗎?”92歲的何玉珍只回答了6個字：“見過。抓我，打我。”

 

通過馮秀珍的轉述，段瑞秋拼湊起了一個完整的故事。那是1945年，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何玉珍在街上被出來掃蕩的日本兵抓到了據點。馮秀珍説：“日本兵糟蹋婦女太厲害，她受不了，就用手緊緊抓著褲帶。日本兵的皮鞋使勁踢她兩條腿，她疼得在地上打滾……”馮秀珍講不下去了，失聲痛哭。

 

終於，趁一次日軍沒注意，何玉珍跑了出來。因為戰爭，她先後失去了父母、兄弟、丈夫、孩子，這一生唯一的安慰，就是改嫁後丈夫對她不錯，抱回來的兒子也十分孝順—大部分慰安婦因為身體遭受嚴重傷害，終生無法生育。

 

1939年2月，日軍佔領海南島。資料記載，佔領海南島的6年間，日軍設立慰安所70多個，有慰安婦數千人，她們大多病死、自盡、被殺，戰爭結束時，僅剩不到100人。王志鳳就是倖存者。

 

1941年，17歲的王志鳳是在回家路上被兩個日本兵抓走的，從此陷入地獄。受盡折磨後，還被拉去幫日軍挖戰壕。一天天熱，口渴的王志鳳向日本兵討水喝。沒想到這個士兵衝過來把她推到，瘋狂地踢她右小腿的脛骨，那是一塊僅有皮膚包裹的骨頭!由於得不到任何醫治，傷口很快感染、化膿、潰爛，至今仍留有疤痕。

 

今年89歲的王志鳳流著淚對段瑞秋説：“我到現在都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打我?!”也許侵華老兵太田毅的回憶錄能回答這個問題：“想起做過的這些事，感到自己不是人類，而是魔鬼!”

 

其他戰爭受害者可以義正辭嚴，而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正視

 

余戈説：“我們關注戰爭中將士的浴血犧牲，但有一種痛苦比死亡更持久、屈辱感更深，那就是淪為日軍的性奴隸。”

 

她們一會兒説願意接受採訪，一會兒又帶口信來説還是算了。這樣的反復，段瑞秋已經習以為常。今年86歲的駢大娘就猶豫過好幾次，怕自己的8個孩子不高興，就在採訪的那天早上還下不了決心，最後是小兒媳陪著來。她仍然不願意有人去她家裏採訪，“怕被鄰居看見問起”。

 

1942年秋天，才16歲的駢大娘被幾個突然衝到她家裏的日本兵抓走，關了20多天。當時她的姑父在偽軍當差，找了很多人向日軍求情，才把她放回家。但隔了幾個月又抓，再放，如此反復了4次。

 

當駢大娘向段瑞秋講這些時，邊講邊哭，漸漸渾身發抖，像哮喘一樣喘不上氣。段瑞秋急得緊緊抱住她：“不説了，不説了!”這場採訪最終沒有繼續下去。當段瑞秋把裝著慰問金的信封遞給駢大娘，她哭著使勁推開：“俺不要你的錢，俺只要把心裏的苦水倒出來就行了，裝了幾十年了。”

 

段瑞秋在書中寫道：“其他類型的戰爭受害者，比如親人死亡、自我傷殘、喪失財産，都可以昂首挺胸、義正辭嚴地控訴戰爭的罪惡，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氣吞聲、沉默寡言，得不到應有的同情和正視。”僅就《女殤》中採訪到的27位受害者，她們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閉塞的鄉村和城鎮僻靜的角落，生活困頓，永遠蒙受難以擺脫的羞恥，甚至是同胞和親人的鄙夷。

 

荔浦的瑤族姑娘韋紹蘭今年90歲，她年輕過，唇紅齒白，勤勞賢惠，日軍的到來終結了這一切。雖然她最終逃出了日軍據點，但從此村裏的人厭惡地稱她為“日本兵沾過的女人”，而她竟然還生下了一個“日本仔”羅善學。

 

今年已經68歲的羅善學一輩子沒結婚，“人家不願意嫁給我，窮，名譽不好聽”。他也永遠無法知道帶給他屈辱的父親是誰。從小遭受全村人嘲笑和辱罵的羅善學曾在15歲那年問大伯爺：“村裏人為什麼罵我日本仔?”大伯爺回答：“你媽媽被日本人欺負過。”羅善學説：“你們可以在山上用大石頭滾日本人嘛!”大伯爺説：“你還沒滾石頭，他老遠就把你打死了。”

 

羅善學現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當和尚”。段瑞秋不忍心告訴他，紀念館不是寺廟，不可能收留他。

 

加入嘶啞的吶喊，讓年輕人知道那一段歷史

 

龍陵縣城的董家大院是一處雕梁畫棟的二進四合院。1942年5月日軍進城後，很快發現了這個好地方—當軍人的慰安所再合適不過了。日軍馬上改裝房子，接來了第一批23名慰安婦，其中10人是日本職業妓女，其他13人是來自朝鮮和台灣的“女子挺身隊員”。當然這遠遠不夠，當地的姑娘被不斷哄騙、強迫到這裡。

 

慰安所負責人田島壽嗣為了顯示正規化管理，在董家大院中門的墻壁上挂上了《慰安所規定》，寫著“入場券價格”、“入場時間”等細緻的規定。如今，這裡已成“侵華日軍慰安婦罪行展覽館”。館長邱家偉告訴段瑞秋：“1944年11月，日軍從龍陵敗退，把城裏所有慰安婦押到觀音寺腳下的湯家溝槍殺，或是強迫她們吞下升汞片(一種致命毒藥—記者注)。”

 

在荔浦縣城東北的馬嶺鎮，有兩個炮樓—陳家炮樓就是當年關押過韋紹蘭的地方。炮樓年久失修，園子裏雜草叢生，有幾處墻體已經漏出破洞，似乎隨時都會倒塌。

 

這樣的慰安所在中國應該還有很多，也應該已經消失了很多。1983年，一個名叫長健一的侵華老兵在回憶錄中寫道：“昭和十三年(1938年—記者注)，在參觀南京時，很多人第一次聽説‘慰安所’。他們了解到南京有兩家，便去了其中一家……他們繳費，但不能挑選女人，就像上公共廁所一樣。”

 

南京的利濟巷二號，就是當年的慰安所之一“冬雲慰安所”。十多年前，早已破舊的房屋面臨拆遷，熱心人士多方奔走，才最終保住了這幾幢危樓。

 

《女殤》幾乎是關於侵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紀實作品的終結之作。書中的27位女性，年紀最大的符桂英95歲，最小的劉鳳孩也已85歲。她們都老了，這些記憶終將隨著她們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