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國大外交時代的來臨

新加坡聯合早報網近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鄭永年撰寫的題為《中國大外交時代的來臨》的文章。文章説，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形成了新的改革和發展模式。通過十八大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中國內政方面的發展方向已經表述得很清楚。兩個全會所通過的500多項改革方案如果落實，未來將出現很不一樣的中國。這些發展規劃所著眼的，關乎中國未來30年至35年發展的長遠規劃。中國領導層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週年計劃，現在已經過去了65年，未來35年該怎麼走？這個問題，不僅中國人關心，世界各國也非常關注。三中和四中全會的決定，已經給出了明確的藍圖。

在外交方面，中國未來又該怎麼走呢？如同內部改革與發展，這個問題對中國和世界也同樣重要。對中國來説，它關乎是否有能力塑造可持續的外部和平環境，不僅有利於自己的可持續崛起，而且也有能力承擔大國維護國際和平的責任。對外部世界來説，則關乎崛起的中國會對世界帶來怎樣的影響，不僅僅希望中國的崛起不會顛覆現存世界秩序，而且更可以從中分享巨大的利益。

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儘管經濟發展速度已經進入習近平所説的“新常態”，但較之其他國家，勢頭仍然是最強勁的。今天的中國是否還會繼續鄧小平上世紀８０年代所提出的“韜光養晦”戰略呢？這一直是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近年來，無論是大國外交還是周邊外交，中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韜光養晦”轉向了“有所作為”。但在國際社會看來，中國外交開始具有了“自信性”。很多國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國存在領土和領海糾紛的國家，因此把中國視為直接的威脅。崛起的中國和外在世界的這種互動，也使得中國的外交環境發生著很大的變化。這些都表明中國迫切需要明確的大外交戰略。

和平與發展

無論從中國外交的實際行為還是話語看，從十八大到今天，中國的大外交戰略基本形成。人們已把2014年視為是中國的“大國外交年”，但這不僅是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領導人外交等這類日常外交，更是指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其大外交思路和戰略等的籌劃。新的外交思路就是“兩條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與美、歐、俄等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另一方面是面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的新絲綢之路；連接這兩個方面外交的則是“周邊外交”。這個大外交戰略的核心話語就是和平與發展，在維持和平的基礎上求發展，在發展的基礎上爭取和平。

這一外交思路和戰略與鄧小平以來的外交一脈相承，很多具體內容過去已經開始做了，但是在外交戰略上更明確了。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説，有明確的大外交戰略，其重要性怎麼説都不會過分。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實行的政策是“請進來”（即把自己的大門向外在世界開放）和“接軌”（即改革自己的內部制度體系來和國際秩序接軌）。在這樣的情況下，的確可以做到“韜光養晦”，因為無論是“請進來”還是“接軌”，都不會和外在世界發生根本性的衝突。

但今天中國開放進入“走出去”階段，並且已經成為世界政治經濟舞臺的一個主角，這必然和舞臺上的“既得利益”發生互動和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回答自己需要什麼和如何行動等問題。只有外交戰略明確了，才能獲得他國理解，並且通過調整來相處。在以往很多年裏，儘管客觀上中國需要形成自己的大外交戰略，但實際上並不能拿出這樣一個戰略，因此外交的很多方面既缺方向，更缺行動力，造成了“大國小外交”的難堪局面。

在習近平的大外交戰略中，新型大國關係佔據關鍵位置。在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至今的幾次談話中，非常明確地提出建設和實踐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也適用於同歐洲、俄羅斯、印度等大國。新型大國關係既是國內發展的需要，更是國際和平的需要。中國是世界貿易大國，與各個國家在經濟、技術、環境等各方面有很多交往與合作。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成就，與加入西方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密切相關。

不過，中國與這些大國交往，要解決的不僅是貿易問題，更重要的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歷史上看，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經常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則往往恐懼于前者，導致了無窮的戰爭和衝突。要維持世界和平必須尋找新的道路。能對中國構成致命的外在威脅的也是這些大國。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的歷史時間裏，隨著中國的繼續崛起，這些大國越來越把中國視為競爭者，甚至敵人。這不難理解，既得利益總是不喜歡有新的利益相關方的崛起。因此，如何妥善地同現存的既得利益者和平共處，是中國尋求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主要意義，也是中國作為大國所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