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致函日本政府要求就南京大屠殺謝罪

12月7日，在日本大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艾義英(後排左)在證言會上。

應日方邀請，中國南京大屠殺倖存者、86歲的艾義英老人7日在大阪參加證言集會，講述自己在南京大屠殺中的親身經歷，提醒人們勿忘歷史，珍惜和平。新華社記者 馬興華攝

12月13日將迎來我國首個國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在公祭日即將到來之際，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通過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政府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嚴正要求日本政府向被日軍殺害的南京30萬亡靈謝罪!向二戰期間被日軍屠殺的所有中國人謝罪!為因日本入侵中國帶給中國人民的深重災難謝罪”!12月7日，聯合會向媒體公佈了信函內容。據悉，這是中國民間機構首次以函件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殺謝罪。

為何選擇此時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謝罪?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説：“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77年，日本政府卻一直在試圖否認這段歷史，並且從未對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進行過謝罪。我們作為民間組織向日本政府提出謝罪要求，一方面是為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討回公道，發出我們民族正義的吶喊，這是我們活著的人應該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們就是要讓日本政府知道中國老百姓要求日本進行謝罪的呼聲。今年恰逢我國首個法定國家公祭日，在這個時候提出意義更大。”

抗戰勝利距今已經過去了69年時間，中國首個國家公祭日似乎來得有點晚。“中國人民比較善良，以前考慮到發展中日友好，為減輕日本人民負擔放棄了戰爭賠償。對日本軍國主義曾經犯下的暴行提的也比較少，更沒有設立過國家公祭日。然而日本政府卻在一次次否認南京大屠殺事實、通過修改教科書等方式美化侵略歷史，使更多的日本人對這一段侵略歷史不能擁有正確認知。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我認為，中國人此前以德報怨的方式反而導致了日本人失去記憶，助長了日本國內美化戰爭的氣焰。”童增遺憾地表示。

“反觀日本，每年都在廣島、長崎舉辦的原爆紀念日活動非常隆重，從日本天皇、首相到各界人士都受邀出席。而日本在宣傳方面卻刻意回避曾在中國犯下的暴行，這給外界留下的印象反而是日本成了戰爭最大的受害者。現在我們總結經驗，感到過去沒有充分盡到維護人類和平、預防戰爭的義務。實際上，要求日本政府向戰爭受害者謝罪也是在為人類和平作貢獻。”童增接著説，“中國通過設立國家公祭日，就是要告訴全世界，二戰期間日本法西斯對中國犯下的罪行，與納粹犯下的罪行一樣深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一定要銘記這段歷史，共同維護戰後和平秩序。”

童增認為，不對日本提出真誠謝罪的要求，實際上是沒有盡到我們的國際義務。猶太民族在戰後嚴厲追索納粹戰爭罪行方面，給中國和世界樹立了榜樣。他説：“猶太人對待納粹戰犯，不管其多大年齡、在世界哪個角落都要將其繩之以法。每到紀念日，他們都會向全世界展示納粹暴行。然而，以色列和德國的友好關係並沒有因為向納粹戰犯追責和要求賠償而受到影響。現在在德國等西方國家，沒有人敢提美化納粹的事。”

“中國是二戰時期遭受損害最大的國家之一，我們卻沒有做一些該做的事情。我們不能漠視日本右翼否認侵略歷史的行為。這不僅是中國的損失，也是全人類的損失。”童增説，“雖然只是作為中國民間機構站出來致函日本政府要求謝罪，但我們發出的是中華民族伸張正義、維護人類和平的強烈呼聲。關於公祭日一事，以前在民間呼籲過，現在政府終於站到了前面，這符合民意的潮流。”

童增作為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從1990年發表的“萬言書”開始，已經走過了24年的對日民間索賠之路。

童增通過查閱史料，于1990年發表了要求日本對中國受害者進行賠償的萬言書，首次將“國家戰爭賠償”與“民間賠償”區分開來，提出“中國民間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業進行索賠的權利”，奠定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法理基礎，率先發起並啟動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世紀大潮。“我當時也沒有想到會有那麼多受害者給我寫信，傾訴他們的受害遭遇。”童增每次回想起當時與受害者接觸的一些細節，都會為之動容。據童增介紹，上月中旬在美國召開的一次關於維護二戰勝利秩序的國際會議上，與會者用一個多小時時間討論了他當年收到的這1萬多封信箋。這些信箋已成為訴説那段悲慘歷史的珍貴史料，面對這些來信，童增説他更多地感受到了責任。

童增説：“對日民間索賠的意義重大，它是從國際法的層面來解決戰爭遺留問題。20多年來，中國勞工、日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等近30起對日索賠訴訟雖然在日本輸掉了官司，但這些訴訟提升了整個民族的索賠意識，中國老百姓可以將外國政府和企業告上法庭，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另外，通過這些訴訟，也讓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到了日本當年侵華戰爭所犯罪行的冰山一角。

民間索賠的正義呼聲也感動了一些日本有良知的人。據童增介紹，自從開展對日民間索賠活動以來，日本國內有300多名律師、10多萬名支持者通過簽名、籌款等各種方式支持中國受害者起訴日本政府和企業。

“從長遠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也是為了促進中日友好。只有這些問題解決了，中日關係才能夠輕鬆地面向未來。”童增説。

本報北京12月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