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香港代表團駐地：沒有武警 進門無需亮證件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由36位人大代表組成的香港團並不太引人注目。與其他代表團駐地不同，他們的駐地北京飯店門口沒有武警駐守，進門時也無需亮出兩會證件。除代表們所住樓層，其他樓層都正常營業，可隨便出入。在人民大會堂裏舉行媒體開放日活動時，相比于經常被擠得水泄不通的熱門代表團，香港團顯得十分冷清，等候者往往都是用粵語交流的港媒記者。

 

可在“冷遇”背後，一些香港代表付出了極大的履職熱情，儘管這一切鮮為人知。

 

代表要在限定的時間發言，超時會有按鈴提示

 

3月7日下午，人民大會堂香港廳，議程是繼續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並審查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

 

“各位傳媒朋友們，你們好。我首先講一下，我的普通話實在太普通了，如果你們不明白的話，我可以下來回應你們。我今天不是有很多意見要發表，但是有很多問題。如果可以，請在場的官員可以給我回復。”香港立法會議員、企業家田北辰開門見山地説。

 

大會並沒有規定香港代表要使用普通話發言，但會議過程裏沒有一位香港代表講粵語。曾有人發現，一些代表會在材料中加拼音注解。

 

“民生保障這方面，每千人擁有病床張數，去年增長了7.3%，今年要增長5%左右，這比我們的經濟增長要低，這是不是跟人民的期望相比有點落差呢?還有一般公共服務的支出方面，明年的預算是今年的102%，但是裏面的人大事務、政協事務的預算是今年的110%，比整個一般公共服務的開支多了這麼多，這是不是真的需要呢?”田北辰不斷翻頁，並儘量將語速加快。發言進行到一半多的時候，他抬頭看了一下副團長盧瑞安，“我還有多長時間?”

 

盧瑞安是負責控制發言時間的。當發言進行到9分鐘時，他會按鈴作為提示，10分鐘準時結束。而在此前幾年，他的提醒方式往往是用筆敲擊茶杯。

 

“這一次，我們的一位代表買了一個鈴送給團長。”香港廉政公署前專員羅范淑芬代表透露。

 

她還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香港，官員和議員要在限定的時間裏對話，從一開始就有電子螢幕打出倒計時，“説話不能超時，不然別人會沒有時間來回應你”。

 

如她所説，在3月7日的討論中，田北辰的發言還沒結束，鈴聲就已經響起。

 

“那我就分享到這裡。”田北辰立即合上手中的材料。

 

直到會後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他才繼續自己的話題，“公共安全支出這一項今年一共增長了5%，7000多億，很多錢，但是這其中在法院方面的支出只增長了3%，這方面是不是要加大力度呢?”

 

田北辰説，在香港審預算要持續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預算整體上加三還是加四我不管，因為這個要看我們的能力。但為什麼整體上加三，卻有些東西加十，有些東西減一，這個是我關心的，因為這個關乎它的重點放在哪。”

 

在連續兩年的媒體開放日中，記者還觀察到，香港團代表議事時很少有“跑題”的現象出現。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香港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對記者説：“如果今天要求談兩高報告，那我們就談兩高報告。如果今天要求審議預算報告，那我們就只審議預算報告。這樣大家就比較規範化，如果你談預算報告的時候又回去談政府工作報告，那就很難處理了。”

 

做人大代表，除了開會是不是還應該做點事

 

在兩會上，香港團第一次全體出鏡是在6年前，那是香港團的全體會議首次對中外媒體開放。

 

羅范淑芬記得，當時一位副秘書長對他們幾個新當選的人大代表説，提意見“不要穿靴戴帽，要開門見山，不管人家聽不聽都要説”。

 

“我們當時就想，做人大代表，除了開會是不是還應該做點事。”羅范淑芬回憶。

 

後來，香港代表團形成了每兩個月一次的例會制度。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在雙數月舉行，香港代表團的例會便選擇在單數月舉行。會前，范徐麗泰要把“人大常委會在討論什麼事情”用郵件的方式傳給代表們，還需要在例會那天帶上紙質版本，供大家討論。

 

“你自己寫這些材料嗎?”記者問范徐麗泰。

 

“當然自己寫，不然誰給我寫?”她瞪大了眼睛。

 

范徐麗泰在香港有一間辦公室，配備助理、秘書，專門來處理人大相關事務。由於做人大代表沒有任何薪酬，這些辦公成本也要由她自己承擔，“做了這個工作，你就有責任去為需要的人士服務，在這種情況之下是沒有選擇的。”

 

每次例會召開前，總有代表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情況。如果不涉及保密，范徐麗泰會將有關文件影印後交給對方。她説，例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讓代表們儘量地了解我們在立法及監督政府方面做了什麼”。

 

每5年，香港代表都要自發選出一位團長、兩位副團長，負責主持會議、聯絡媒體、調研以及行政工作。對應人大常委會的9個專門委員會，香港團自發分成了法治、經濟、教科文衛3個小組。

 

去年兩會結束後，羅范淑芬所在的法治小組曾經與許多地方政府聯絡，希望能夠以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貪經驗推動內地反腐工作。“還在等待批准啦，我們希望可以做些事。”羅范淑芬説。

 

我是來開會的，我想晚上花更多時間準備議案和發言

 

每年的兩會只有十幾天，香港代表往往不滿足於閉門開會。有香港代表聯名向人大秘書處提出要求，“希望能夠指定一些官員來列席並答覆疑問”。

 

秘書處的答覆是，官員們都在各個代表團或者政協開會，時間安排很緊張，只有開會前一天才能知道誰來，且無法保障代表們指定的官員一定會出席。

 

“我們是有這樣的要求的，很希望他能回答我們一些問題。不一定能夠如願，但是我們會繼續要求的。”當了16年全國人大代表的范徐麗泰支持團員們的做法。

 

“要是對內地的情況不多了解，那用廣東話講，我們的討論就是‘糖水滾糖魚’。”羅范淑芬解釋，“我在香港長大，在香港受教育，對國家的理解都是通過書本，通過傳媒。如果不給我們機會更好地了解情況，我只是説‘很重要，要加快’，這些是空話嘛。”

 

在公開對話還沒有制度化的情況下，私下交流是香港代表們通常採用的方式。他們往往會通過大會秘書處或者港澳辦來約見有關部門。

 

去年，關心環保問題的羅范淑芬希望約見國家能源局局長。她在媒體開放日上向列席的發改委官員要來了外事局的電話，又從外事局要來了國家能源局國際合作司的電話，結果，電話打到國際合作司，對方回復她，“找駐京辦。”

 

“駐京辦不管人大的事情啊。”羅范淑芬只能將自己想要了解的問題一條條列好傳真到能源局。過了幾天，終於有一位副司長出面和她交流了這個問題。

 

范徐麗泰説，以前兩會時總要出席一些地方領導舉辦的宴席，而吃一次飯起碼要用掉3個小時，“有一回整個大堂裏擺了30多桌，後來我就不敢去嘍”。

 

“現在明顯感覺到這些活動少了。”范徐麗泰説，以前來北京飯店，工作人員都會安排歡迎宴以及聯歡會，今年則變成了切蛋糕。“這樣很好。我是來開會的，我想晚上花更多時間準備議案和發言。”

 

3月6日，香港團的女代表們收到邀請，參加一個與婦女節相關的活動。“但是當天要審議政府工作報告，還有很多代表想講話。所以就只能抱歉啦，我們一個都沒有去。”范徐麗泰説。本報記者 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