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佐洱《香港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研討會致辭

由全國港澳研究會主辦，香港智經研究中心、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香港政策研究所及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共同協辦的“香港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研討會6月20日在香港舉行。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教授出席日研討會並致辭。

 

陳佐洱會長的致辭全文如下：

 

《香港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研討會致辭

 

(2014-6-20香港)

 

各位嘉賓，各位同仁，下午好。

 

首先，我要代表全國港澳研究會感謝智經研究中心、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和我會聯手舉辦這場研討會。我還要感謝抽出寶貴時間來出席今次會議的在座嘉賓。各位都是香港、內地乃至國際上知名的專家學者，難得共聚一堂，一起關心香港經濟的發展，研討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為香港的美好明天貢獻聰明才智。相信我們會度過一個很有意義的下午。

 

全中國有一個共識，就是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國更好。10天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白皮書《“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是對以上共識全面完整的闡述和最好解讀，共識“四好”是在17年的實踐中一步步形成、不斷地深化的。白皮書不僅全面準確宣示了“一國兩制”的真諦和豐富內涵，而且系統介紹了特區制度在香港的確立，特區各項事業取得的全面進步，中央政府對香港繁榮發展的全力支持，講法，講理，講事實，既有經驗總結，也有思想指導，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白皮書裏列舉的中央政府對香港方方面面的全力支持都是事實，其中許多方面我都曾參與執行，還有許多故事少為人知，請允許我佔用幾分鐘講一個支援新機場解除貨運癱瘓的故事：

 

1998年上半年，香港新機場建設工程終於大功告成。7月2日一夜之間從啟德轉場赤鱲角，創造了一個奇跡。可是到了7月7日，機場貨運站的電腦系統和機械設備突然出現嚴重故障，大量待出港的貨物滯留，進港的飛機無法正常停靠卸貨，貨運服務陷入了癱瘓。有傳媒估計每天損失高達18億港元，報紙甚至刊出“救救機場，救救香港”的醒目標題。面對這突如其來的難題，特首董建華7月13日向國務院港澳辦發函，第一次開口請求中央政府支援，希望有需要的航空公司能借用深圳黃田機場(現更名寶安機場)，幫助香港維持重要的貨運服務。國務院港澳辦當日下午收到董先生的函，隨即提出建議上報。14日上午，正好國務院舉行會議，錢其琛副總理跳過了公文週轉的正常程式，直接在會場上將呈文送到主持會議的朱鎔基總理面前，朱總理馬上作出了要全力支持香港特區解困的重要批示。不到下午4點，國務院各有關部門就形成了一套相當完整的支援方案。其後我同與會部門代表立刻前往深圳，與廣東省、深圳市政府以及相關部門的負責人通宵開會研究方案，經過一系列特殊的安排，確保經黃田機場轉運的貨物可以在40分鐘內到達香港或由香港直達黃田機場裝上貨機。

 

18日上午8時——離董先生寫信不到5天，黃田機場就完成了所有的準備工作。中央政府及時雨般的援助，大大提升了外界對香港、香港新機場的信心。

 

白皮書指出，“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對中央來説是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對香港和香港同胞來説是重大歷史轉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各項事業取得全面進步的同時，“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的確，領土完整回歸了，人心的全部回歸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所以現在發表白皮書以正本清源，恰逢其時。

 

我先後在三任總書記、一任委員長、三任總理和三任國家副主席領導下從事涉港澳的一些具體工作共26年余，可以負責任地對各位説，每一位國家領導人的個人風格或許有所不同，但他們都是時時刻刻把香港、香港同胞放在心裏的，他們是全國港澳工作者的榜樣。至於我個人，垂垂老矣，但後半生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所以一直對它有著難以割捨的感情和期待。在與700萬同胞一起為香港取得的每一個進步歡欣鼓舞的同時，也曾感受過兩次痛心。

 

兩年前，我在香港與20多個青年團體座談時回答提問，我説看到少數20歲上下的年輕人揮舞“米字旗”，唱英國國歌，在街頭、在中聯辦、解放軍軍營門口打出標語呼喊“中國人滾回中國去”，“南京條約萬歲”，“香港的唯一齣路是獨立建國”時感到痛心，我説那面“米字旗”不應該出現在街頭，而應該放進歷史博物館。現在20來歲的青年回歸時才是呀呀學語的娃娃，他們成長過程中知道了多少中國香港的歷史?為什麼回歸前尚有45%約5萬香港中學生修讀“國史”，而現在只剩下約7千人選修了呢?習近平主席去年兩次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試問，如果連自己民族的歷史都不知道，還會有什麼前途與未來呢?

 

另一次痛心是近期我看到的一組數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佈最新全球競爭力排行榜，香港由前年第一名降至去年第三，今年更跌落至第四，2005年以來首次跌出了三甲。從經濟總量看，香港在全國的份額也已經從過去的20%多降至3%了。面對這些數據，我們再沒有理由當龜兔賽跑中睡覺的兔子了。應該站在獅子山下深究後進的原因，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恐怕主要還是由於內部過多、過激的人為爭拗，拖慢了當年享譽全球的“聰明、勤奮、頑強、高效率、快節奏的中環腳步”，使得香港在過往10多年裏錯失了一次又一次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機遇。作為一名研究港澳問題多年的學者、退休官員，我贊同上月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發表的談話“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官員到立法會履行工作職責必須得到尊重，立法會的正常秩序應得到有效維護。我們反對任何濫用議事規則，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進行干擾、損害香港公眾利益的行為。”我也反對所謂“佔領中環”的違法言行，一旦成事，對於經濟民生造成的後果難以估量。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明知違法不可為而為之，還要蠱惑青年，誤人子弟，誤人前程，於心何忍呢?

 

這兩次痛心感受，恐怕是自己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遇到的新情況。既然是新情況，就得去研究，分析，去迎接挑戰，一旦贏得了挑戰就創造了新的機遇。

 

香港回歸以來，特別是CEPA實施後，與內地的經濟融合進一步加快。在自由港、低稅制、法治化和國際化營商環境的比較優勢下，經濟不斷向服務業聚集，目前佔比已超過93%，並且形成了高端金融服務業和低端商貿服務業兩大核心産業，還有與之相配套的航運物流、旅遊和工商專業服務。高端金融服務業是香港經濟的主要增長點，低端商貿服務業則集聚了大量就業人口，這兩大核心産業是目前香港經濟社會穩定的主要基石。凡是要動搖香港經濟基礎、引發社會動蕩的勢力就必然要把衝擊乃至摧毀這兩大基石作為主要途徑和手段。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引發香港政經危局的歷史教訓值得記取，當時正是國際勢力的介入與博弈使香港金融經濟領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

 

香港歷來是國際投資者公平競爭的聚寶盆，國際投資者和香港本地投資者共同構築了香港金融經濟的繁榮，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始終為此提供充分保障。但是近一段時期來的一些現象似乎令人有些費解：隨著人民幣不斷升值，香港金融業各式各樣的跨境套利、套匯等活動頻現，特別是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實施後，國際金融資本在香港的流動和聚集更加活躍，2010年以來已有包括超級對衝基金在內的20多家國際金融機構來港落戶，他們的目的和策略尚不為外界所知。與此同時，蔓延到金融界內部的鼓吹“佔領中環”威脅，恐怕就是意在國際上營造香港金融環境將不穩的錯誤預期;也就在這時，那位自詡為“中國老朋友”、曾長期在高盛從業的某國前財政部長也在電視採訪中“唱空中國”，評貶中國的銀行業“已經與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各國的狀態一樣嚴重”。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防範和化解香港經濟金融危機既是維護香港政治社會穩定安全的重大挑戰，也是維護國家經濟社會安全的重大挑戰。在中國迅速崛起和人民幣加快國際化的進程中，香港作為中國唯一的世界城市和國際金融、商貿中心，是中國資本走出去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要地，有外部勢力對其覬覦實在也不算太奇怪。各位學術界的同仁，我舉例這些公開的現象，是謙卑地請教，請賜予解答的良玉。

 

自從國務院新聞辦的白皮書問世10天以來，全國港澳研究會的三地會員認真研讀，熱烈討論，在全國三地的各種公開場合、媒體以及我會內部的微信群紛紛發表意見評論，可謂暢所欲言，百家爭鳴。白皮書的結束語中有這樣一段話：在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新征程上，既要堅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又要積極有效應對香港在發展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面對內外經濟環境的深刻調整和變化，香港需要不斷提升競爭力;香港長期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社會各界群策群力共同化解;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不斷深入，需要加強彼此間的溝通協調，妥善處理民眾關切。同時，還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研究解決好這些問題，深化“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必將進一步彰顯“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

 

我願意借用白皮書結束語中的這段話作為發言的結束語。的確，中國的香港澳門很值得研究，很有得研究，天地廣闊。

 

祝本次研討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中新社香港6月20日電 (記者 趙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