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楊絳先生:萬人如海一身藏

“過去的事，像海市蜃樓般都結在雲霧間，還未消散。現在的事，並不停留，銜接著過去，也在冉冉升騰。”——這是楊絳在《軟紅塵裏·楔子》中的一句話，我不知道她如何看待自己走過的這一生，但感覺她就如同文中的那個“太白星君”，站在塵世之外，凝神觀望。“過去的事”尚未消散，“現在的事”還在冉冉升騰，楊絳先生走過的這一個世紀未免面容模糊，但是，作為知識分子、作為有獨立精神的個體、作為妻子和母親，她的形象卻異常清晰。“先生”一詞既是一個稱謂，亦能代表一種修為，它既表達出一份崇敬，也體現出一種精神。能稱得起“先生”的男性究竟不多，女性更是寥寥，但楊絳稱得起。

“……都沒有我的位子”

“先生”首先當是學問紮實。楊絳先生是著名的翻譯家，她翻譯的法文小説《吉爾·布拉斯》，西班牙語小説《堂吉訶德》可以説是迄今為止最好的譯本。除此之外，她在文學創作領域也卓有成就，她的戲劇、散文、小説一直都有不少讀者。在淪陷時期創作的喜劇《稱心如意》、《弄假成真》雖然“缺乏鬥爭意義”，卻是當時平頭百姓不妥協、不屈服、不愁苦、不喪氣、努力維持生活常態的精神面貌的呈現;散文《幹校六記》，小説《洗澡》借用不同的文體，描寫了新中國成立初年的知識分子改造，筆法詼諧，筆力節制，表達出一種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精神氣度;而長篇散文《我們仨》中那個充滿著愛與勇氣的家庭尤令無數讀者動容。在現代知識分子群體中，楊絳先生融合了學者和作家的雙重角色，這是許多後輩學人無法企及的。楊絳在《孟婆茶》中對自己的身份有這樣的描述：“我按著模糊的號碼前後找去：一處是教師座，都滿了，沒我的位子;一處是作家座，也滿了，沒我的位子;一處是翻譯者的座，標著英、法、德、日、西等國名，我找了幾處，都沒有我的位子”。找不到確定的“位子”恰恰説明在專業分工日益明晰的學術界，楊絳先生多重角色的獨特性，或許也正因為此，她才不那麼容易被類型化。

“不再生妄想”

“先生”當是有修為的。由“民國”到“新中國”，由“大學”到“研究所”， 楊絳這一代知識分子始終處於“非學術”的時空中，如何生存又如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比如何學術更為艱難。上世紀40年代末，中國知識分子面臨著重大的選擇：是離開這個滿目瘡痍的故國，跟隨國民黨政權避走台灣，還是留下來等待新中國的誕生?楊絳曾在《幹校六記》中記述了她和錢鍾書先生的一段對話：“我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他説：‘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隨後，她議論道：“默存向來抉擇很爽快，好像未經思考的;但事後從不遊移反復。我不免思前想後，可是我們的抉擇總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盲目的選擇，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這段話從某種程度上佐證了現代知識分子對祖國的“苦戀”，錢鍾書和楊絳兩位先生並不熱衷政治，卻始終葆有自己的原則。在她描寫新中國成立初年知識分子經歷政治運動淘洗的作品中，我們能夠清晰地感受到她的原則，她的清醒與智慧，她的堅韌與通達，以及她拿捏現實的分寸感。生活在那個年代，總不免受政治運動的裹挾，但兩位先生並未受制於此，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又都是超越政治的。

楊絳曾記述了一次“控訴大會”，那是“三反運動”期間，她在清華大學任教，講授“英國小説”。她原本不是控訴對象，卻在大會上被一個從未見過的女生點名，控訴她上課“專談戀愛”，她被罵得非常不堪，會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這件事對楊絳震動很大，火氣漸消之後她這樣描述自己的心境：“我剛經過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誠心誠意地做了檢討，決不能再消極退縮。我也認識到大運動裏的個人是何等渺小。我總不能借這點委屈就摜紗帽呀!我難道和資産階級腐朽思想結下了不解之緣嗎?我只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隨他們怎麼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總歸是難免的。”這種自尊和委屈是當時被改造的知識分子普遍的心理狀態，但如何自處呢?楊絳説：“雖然是一番屈辱，卻是好一番錘鍊。當時，我火氣退去，就活像一頭被車輪碾傷的小動物，血肉模糊的創口不是一下子就能癒合的。可是，往後我受批評甚至受鬥爭，總深幸這場控訴大大增強了我的韌勁。”這不是逆來順受，而是韌性的抵抗，而這種在政治風浪中的自處方式也延續到了《幹校六記》中。錢鍾書先生在為《幹校六記》作序時提到它漏寫了《運動記愧》，海外也曾有學者指出這本書存在道德盲點，但換個角度來看，其實這正是楊絳先生的處世態度。

楊絳性格堅韌，處世冷靜，亦有一份曠達的看世眼光。在《回憶我的父親》中，她提到父親和她談論“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得失時説：“我當時在父母的庇蔭之下，不像我父親年輕時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脫離實際的後知後覺或無知無覺，只憑抽象的了解，覺得救國救民是很複雜的事，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解決問題，還得爭求一個好的制度，保障一個好的政府。”説起那個被魯迅罵過的姑母楊蔭榆，她也多一分理解和同情：“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會，指望有所作為。她留美回國，做了女師大的校長，大約也自信能有所作為。她多年在國外埋頭苦讀，沒看見國內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當前的時勢，她也沒看清自己所處的地位。”對於蔓延大半個世紀的革命風潮，楊絳葆有時人難得的清醒。這大約也是她能在種種政治運動中從容自處的原因所在。

“不要緊”

20世紀早期的女性知識分子在走出禮教的家庭之後，都面對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性別角色問題。有些積極投身社會，扮演社會角色，像楊絳先生提到的姑母楊蔭榆，“掙脫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麼賢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對戀愛和結婚全不在念”;有些則仍然堅持賢妻良母的女性觀，像冰心，始終認為妻子應該永遠作為“丈夫和子女的匡護者”。楊絳先生從未標榜過什麼，甚至在有人讚許她和錢鍾書這對夫妻是才子佳人時略有不滿，但他們那令人艷羨的婚姻又怎能離得開她的精心呵護、細心經營。讀《我們仨》，字裏行間都是她對丈夫和女兒的眷眷深情。隨便説個細節吧，楊絳生完孩子仍在醫院休養，錢鍾書每日到醫院探望，常苦著臉嘆息自己做錯了事，不是打翻了墨水瓶染了房東的桌布，就是不小心砸壞了檯燈，或是扭壞了門軸，楊絳只説“不要緊，我會洗”;“不要緊，我會修”。對於這句“不要緊”，錢鍾書深信不疑，真的就放心了。回到寓所，楊絳修好了這些被弄壞的家什，而不善家事的錢鍾書燉了雞湯，剝了嫩蠶豆瓣，煮在湯裏，盛在碗裏，端給她喝。這樣的細節不勝枚舉，瀰漫著濃濃的平凡家庭的煙火氣，令人感到親近，溫暖。冰心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知識女性的角色定位：助夫之事業成功為第一，教養子女成人為第二，自己事業之成功為第三。若以此對照，楊絳先生三者兼備，著實不易。

楊絳先生百歲的時候和《文匯報·筆會》有一個“坐在人生邊上”筆談，她説：“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裏過平靜的生活”。一百年，能守住自己的小天地，守住平靜的生活並不容易，但楊絳先生做到了。她的《隱身衣》中有這麼一段文字似乎可以作為“人生邊上”最好的注腳：“社會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還有飛鳥;‘蛇阱’之旁，池沼裏也有遊魚。古往今來，自有人避開‘蛇阱’而‘藏身’或‘陸沉’。消失于眾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內，如細小的野花隱藏在草叢裏，不求‘勿忘我’，不求‘賽牡丹’，安閒舒適，得其所哉。一個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傾軋排擠，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潛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讀了這段話，我們終能明白楊絳先生為何愛讀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終能明白為何楊絳先生始終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永遠是那麼的從容不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