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翻手蒼涼 覆手繁華

嚴歌苓

 

7月的香港書展，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會展中心總是人頭攢動卻又秩序井然。香港總人口不過700多萬，就有100多萬人次參觀書展，用全城出動似乎一點不為過。有人笑談，在香港這個不讀書的地方，人們都湊著書展去讀書了。

 

主辦方與《明報》及《亞洲週刊》合作的“名作家講座系列”一直是書展的重頭戲，今年更是請了20位兩岸三地的重量級作家開講，包括中國內地的嚴歌苓、閻連科、金宇澄，台灣的上官鼎(劉兆玄)、陳雪以及香港的黃碧雲、鐘曉陽等。

 

因為電影《歸來》在內地和香港的熱映，嚴歌苓的原著小説《陸犯焉識》成為熱門文學讀物，她在書展上“從讀書人到寫書人”的講座也受到極大追捧。敏感、勤奮以及傳奇的人生經歷都讓人們對嚴歌苓充滿了好奇與想像，而她的閱歷、知識、經驗、修養與人生態度，則感染了到場的上千名聽眾。

 

繁複的歷史與細膩的細節在嚴歌苓的筆下水乳交融、縱橫交錯，真可謂“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從“文革”題材到賭徒生活再到校園畸戀，旅居海外的嚴歌苓卻對中國人的當代生活信手拈來，故事講述得精準且又極富表現力。

 

《陸犯焉識》&《歸來》

 

《新民週刊》：從《天浴》、《少女小漁》到《金陵十三釵》、《歸來》(《陸犯焉識》)，你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銀幕。為什麼李安、張藝謀、陳凱歌、姜文等大牌導演都對你的作品情有獨鍾?你是怎麼構思《陸犯焉識》中的人物和故事的?

 

嚴歌苓：我覺得自己的作品並不都適合拍電影，比方説《扶桑》那麼抽象寫意，《陸犯焉識》在我看來也是不可能拍成電影的。但每個導演看我的作品，讀到的東西都不一樣，他們覺得非常有畫面感，有質感，好像它已經在那兒了。自打李安導演買下《少女小漁》的版權以後，其他導演都趕著來買，好像覺得不買就沒有了似的。最近還收到影視公司的信，問我還有沒有剩下的、沒有賣出去的版權，不管是什麼。

 

我寫《陸犯焉識》的時候就打算寫一部完全不能拍成電影的小説。為了這部小説，我準備了20年。去祖父留學時呆過的花花世界華盛頓，去圖書館查閱當年上海文學界的派系之爭，去大西北荒漠採訪勞改幹部、監獄醫生，我跟很多人聊過那個時期的事情。

 

我的祖父，應該説是一個少年天才，16歲進大學，21歲去美國留學，讀完博士回到中國，很年輕的時候就取得了很大的學術成就。他的論文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現在美國的網上還有賣這本論文。

 

祖母説，他這個人跟上海的文藝界和學界弄不好，因為他最討厭拉幫結派，他不去跟人家拉幫結派，到最後就變成了哪一派都不要的一個人。最後他連續簽他的教授合同都很困難。終於在他的繼母和他孩子的生活現狀壓迫下，他決定請人家來吃飯，把自己獨立自由的精神放下來，結果沒有一個人來。我聽我的奶奶説那天他就吐血了。在抗戰發生的那一年，就是淞滬會戰的時候他就自殺了，對我們家來説就是國難和家難同時發生。

 

《陸犯焉識》這個故事的前面全是按照我爺爺的經歷來寫的，後半部他在監獄裏的經歷，是按我們家另外一個老親戚——一個在青海被流放了27年的老犯人的經歷來寫的。他誤入糖廠，滾了一身糖靠吃身上的糖渣度過饑餓，靠嘔吐的羊雜碎和高粱酒醉翻了虎視眈眈的野狼一家，在釋放大會上遭遇天降鳥糞的奇幻經歷，也全部都有真實的出處。如果不去做徹頭徹尾的採訪，我是很難得到這樣的細節的。

 

我把這兩個老人結合在一起，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的心靈史、情感史、思想史、家族史。他的故事和經歷折射了民族和國家的命運，折射了一個追求精神自由獨立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境遇——他們所苦苦追求的獨立、清高、自由，直到今天仍然顯得難能可貴。

 

可就是拿到這麼多真實的細節，我仍然有糧草不足、匆匆上路的感覺。經常感到寫得極其痛苦，好多個夜晚，我都恨不得拿頭撞墻。我拿著酒杯跟老公哭訴，《陸犯焉識》的故事滑出了我的控制，我快要失去寫下去的信心。當我把這部書稿拿給張藝謀的文學策劃看的時候，他説你太牛了!結果，老謀子又很快買下了它的影視版權。

 

《新民週刊》：你覺得電影《歸來》改編得怎麼樣?

 

嚴歌苓：張藝謀用小説最後30頁的框架，通過這個小窗口，讓觀眾去想像陸焉識經歷了什麼才和妻子重逢，在喚醒過程中讓人們猜測忘掉的都是什麼，用“不記得”講到“記得”，這個角度很刁。張藝謀覺得最感動的就是老夫妻經歷了大半輩子的蹉跎終於走到了一起，經歷大量苦難之後面對生命的殘局，馮婉瑜之前的美好善良，對愛情的忠貞，只剩下一個等待愛人歸來的符號。

 

鞏俐通過表演，強化重復所有的細節。鞏俐在表現失憶後似曾相識的面部表情，能讓人感受到她曾經是那麼愛過，那麼動人，所以我也跟著掉眼淚了。這個馮婉瑜是鞏俐的馮婉瑜，不是我小説中的馮婉瑜，但是同樣有説服力。

 

《新民週刊》：你已經出版了21部作品，不僅高産而且涉獵廣泛。是什麼驅使你每天都在奮筆疾書，每年都有詳細的寫作計劃?

嚴歌苓：對我影響最大的一部作品是我當兵時看的《拜倫傳》，當時讀完非常感動，立志做任何事情都應把自己推向極致。我能夠30年來每天坐在桌前寫作，靠的就是堅強的意志，如果説舞蹈給了我身體上的堅強，那麼《拜倫傳》給我的就是內在的紀律、鐵一般的意志。

 

在國外，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節奏，不會催著作者交稿。但國內就催得比較急，現在被5個出版社追著，有點像被鞭子趕著往前走。從容選擇題材，從容寫作，是十分必要的創作狀態。由於影視不斷與文學寫作發生聯繫，我的這種從容正在失去，我正準備捍衛自己文學寫作的自由。

 

《媽閣是座城》&寫作訓練

 

《新民週刊》：《媽閣是座城》是你今年1月推出的長篇小説。據説現在銷量已經超過15萬，又是一本暢銷書。很多人反映這部書不一口氣讀下來是不可能的。為什麼你作為旅居國外的華人作家，對於當下中國社會的觀察竟是如此敏銳?

 

嚴歌苓：我現在每兩個月差不多就會回國一趟。可能在國外待的時間長了，每次回到國內都感覺暈眩和無比新鮮，中國這二三十年的變化實在太大了，太魔幻了，許多事情都讓人覺得匪夷所思。這個時代也充滿誘惑，寫作的時候很多故事都是從腦海中蹦出來的。

 

有一次回國內，一幫很富有的朋友，跟我講了一些賭場的故事。我覺得怎麼血淋淋啊、怎麼這麼殘酷啊，我聽完之後就到了澳門，去找賭桌另一側的一些人——那些為賭場工作的人，了解他們的情況。這就是我這兩三年來，一直在做的一個事情。

 

《新民週刊》：為了寫作《第九個寡婦》，你去河南采風，為了《小姨多鶴》又去了三趟日本採訪，現在《媽閣是座城》你又跑去澳門體驗賭博，你創作每一個角色之前，都進行大量的實地考察和採訪，似乎是先做記者，再做作家。

 

嚴歌苓：卡夫卡的作品夠魔幻吧，但他的細節足夠真實。有了真實的細節，寫作才會有質感、有觸感。我在美國寫作班訓練的時候，老師就是讓我們不斷描述看到的東西。

 

為了創作這部涉及賭博題材的小説，我專門去澳門的賭場裏體驗生活。我拿自己的錢學賭博，沒想到第一次居然贏了，雖然贏得不多，還不到一千元。不過，第二次去就全輸了。我就想找到他們癡迷的、白熱化的境界，然後也沒找著，但我學會了賭博，至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是懂賭博的。

 

我還跟賭徒、疊碼仔、掮客聊，聊得基本充分了才下筆。在小説出版之前，我把小説給賭桌兩邊的人都看了，他們的評價是“寫得真像”，我也就放心了。

 

《新民週刊》：一進賭場，那種逼人的氣勢，那種蠱惑人心的氛圍，那種欲罷不能的貪婪，那種想贏怕輸的思想，一下子像潘多拉的魔盒被打開，在你的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全的釋放。這種寫作的精準和表現力，到底是天賦還是後天訓練習得的?

 

嚴歌苓：我美國的恩師認為寫作是應該被訓練的。像任何藝術專業一樣，只會使你變得更好，因為你有了訓練，會使你天才的潛力得到更好的挖掘。

 

《媽閣是座城市》是寫賭徒的，其實找故事並不難，關鍵是聽到故事後怎麼反復去思考、反復去調查它，把細節找到。作家最好是要有一個同情的耳朵，這個同情就是要有共感，共同感受的一種心靈。

 

《老師好美》&女性獨立

 

《新民週刊》：從《媽閣是座城》中的“賭場風雲”，轉變為《老師好美》中的校園“不倫之戀”，這個跨度著實不小。你怎麼會對中學校園生活産生了興趣?

 

嚴歌苓：在2008年的時候，導演姜文跟我提到説網上有個故事特別好，我回家一看，覺得確實讓我很震驚，我沒想到高中的校園裏會出現這樣的故事。高三學生為什麼會和他的女班主任發生畸戀，我試圖尋找出來一些不是很準確的答案，從那時候起，我進入很多高中校園去了解高三學生的生活。我發現他們基本不學什麼新的課文，都是在做考題，非常地枯燥，一天只能睡四五個小時覺，這讓我在國外生活了25年的人來看，覺得很殘酷。

 

《新民週刊》：我看報道説你進入校園去體驗他們的生活，這本書寫得似乎也很艱難?

 

嚴歌苓：第一次去校園，我説自己是個作家，來採訪高中學生。對方説，你不會是嚴歌苓吧?那完了，我的臥底計劃就算落空了。沒法做臥底，我就沒法了解真正的校園生活，看到的都是排練過的課。

 

一直到後來找了一個很好的老朋友，他給我找到了北京一所中學，我跟這些小朋友建立了通訊聯繫。這才漸漸明白他們的感覺，了解他們的情感是什麼樣的，直到好像能夠把握一點了，我才開始寫作這本書。

 

《新民週刊》：這本新書講述了一段令人唏噓不已的禁忌之戀。三十六歲單身離異的女班主任，與兩位花樣少年跨越年齡鴻溝，他們那“不能説的”情感糾葛碰撞，擦出危險火花。你想通過這段悲劇性的畸戀告訴人們什麼?

 

嚴歌苓：西方有一個心理學家説過一個很奇怪的現象，説戀愛和偷竊是能夠緩壓的，因為這兩件事情都需要精神凝聚，從而轉移了你對正在做的事情的壓力。現在高中生的生活狀態、學習狀態太令人擔憂了。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母親們。書裏的兩個母親，一個是拼命給錢，她愛的方式就是給很多很多的錢，另外一個母親拼命給愛，孩子接受她愛的時候很瞧不起她，因為她是一個勞動婦女，很無知。這兩種母親都是我在生活當中碰到的。

 

《新民週刊》：你的作品中很多女性都是外柔內剛型的，都非常包容、忍耐，有人稱之為“地母情結”。你怎麼看待男女平等?

 

嚴歌苓：其實中國男女平等一直做得不錯，但男女平等一直維持到男人們開始包二奶，女性蹬上了高跟鞋，想要背名牌包，又不平等了。因為你要把自己做成一個附庸品，我覺得這個很悲慘，所以我又開始感覺到要把我的強壯的女性形象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