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轉型路：一定要面對內地和世界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2年10月發佈的《2012年金融發展報告》，香港金融業發展指數位居全球首位。在英國倫敦金融城公司2013年9月公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中，香港居全球第三位。

 

一個四十多歲穿著迷彩短褲的中年男人，坐在阿裡巴巴位於時代廣場的辦公室內，對著一百多個從事出口貿易的香港人，侃侃而談他的人生如何轉型。

 

“我那個年代叫做工業年代。”Nicholas于上世紀90年代獲得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學碩士學位，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半導體銷售。三年內他成了金牌銷售員，找到人投資300萬港元，合作創立了半導體代理生意。

 

六年後代理生意每年利潤達到了百來萬美元。他頭腦一熱，將賺的錢全部投入在東莞開廠，生産MP3播放器。廠開了三年，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他的廠和眾多香港廠一樣應聲倒下，“瞬間打回原形，從富豪變回普通人”。

 

Nicholas想過跳樓。幸而獲得朋友幫助，成為一家韓國半導體企業香港代理。兩年前，他開了一家只有一個人的貿易公司，專攻電子消費産品，通過阿裡巴巴電子商務平臺重新創業。

 

“香港人不開廠，做貿易仍有優勢。外國人仍然願意通過香港人買中國産品，這就是我們香港人的價值。”他説。

 

Nicholas的故事，是香港近年來經濟變遷的一個縮影。從代理人到實業家再回到代理人，香港金牌代理人的角色隨著貿易和金融等支柱産業的發展而不斷變遷。

 

貿易代理人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及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告訴《第一財經（微博)日報》，香港完全沒有天然資源，香港從鴉片戰爭以後一直扮演的是中間人的角色，香港一定要面對內地和世界。

 

代理人角色雖然不變，形式卻在慢慢演變。1841年開埠的香港，實際上已經經歷過至少兩次大的轉型。如今，香港正面臨著是否要轉型以及如何轉的考驗。

 

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關家明説，香港的經濟形態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轉變，最開始的漁港是一個階段，之後發展為自由貿易轉口港。而香港真正經濟起飛是在戰後，特別是上世紀50年代以後，其間又經歷兩次轉型。

 

他介紹，上世紀50年代後中國內地工業資本來到香港，香港工業化起步，從原來的自由轉口港轉型為以本地製造業為主的出口貿易。

 

第二次轉型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特別是內地開放以後開始吸納來自香港的投資，很多工廠基於成本的差別，一步步搬到內地尤其是珠三角，香港經歷了從本地的製造業出口到轉口貿易的一次轉型。

 

關家明説，雖然香港工廠都搬到外地，但那時大部分産品通過香港銷到內地，或通過內地工廠經過香港再出口到海外，轉口貿易相對比較發達，最多時內地出口曾有70%是經過香港。

 

隨著內地的逐步開放，香港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雖然依然重要，但比重下降。海關總署數據顯示，去年內地對香港出口額為3847.9億美元，佔內地出口總額的17.4%。

 

隨著香港工業區的消失和貿易佔比的下降，香港空心化的説法一度甚囂塵上。關家明則認為，實際上香港進入了離岸貿易的階段，也就是説，雖然大部分貿易活動已經直接在內地進行，但金融資金募集、管理和供應鏈管理方面有更高含金量的活動仍然留在了香港。

 

對於香港代理人角色轉弱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過去幾年不少國際品牌收回了香港公司大中華區總代理權，選擇直接進入內地。

 

猶太人貝利家族便見證了這一變化。貝利家族的安天時洋行曾經掌握著瑞士歐米茄和天梭表的總代理權，但瑞士錶商慢慢將代理權收回，將市場分銷垂直化。

 

“當他們發現中間人無法為品牌帶來增值時，自然不願再和中間人分享利益。”貝利家族第三代掌門人貝利文(Raymond Bera)告訴本報記者。

 

在新形勢下，貝利家族選擇進入新的産業，成為拉菲紅酒的香港代理商。畢竟紅酒分銷需要特別條件和更高要求，但他也看到中國紅酒代理人正在迅速成長，競爭不可避免。

 

也有國際企業再度發現香港代理人的價值。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01137.HK)創辦人王維基對本報説，過去幾年直接進入內地進行採購的國際公司有些因不適應內地模式失敗而回，重新將香港定位為總部。

 

利豐前行政總裁樂裕民(Bruce Rockowitz)便看到香港從傳統貿易到發展國際品牌的機遇。從2004年到去年的十年間，樂裕民將利豐這一百年老字號貿易企業，從60億美元營業額發展到200億美元，金融海嘯期間依靠大量並購維持快速增速。

 

但在他看來，金融海嘯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迄今沒有恢復，未來利豐將依靠內生增長髮展。他看到，發展品牌業務是新的機會，今年7月樂裕民接收利豐分拆出來的環球品牌業務，擔任利標品牌的行政總裁，為奢侈品品牌以下的美國品牌拓展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市場。

 

金融代理人

 

在人民幣國際化、中國企業走出去、國際企業走進來的金融改革開放過程中，香港的金融金牌代理人身份逐漸獲得確認。

 

香港的金融業發展本已相當成熟。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銀行中心，全球排名前100位的銀行內有73家在香港營業；是亞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六大證券市場，去年香港股市總市值達24.04萬億港元，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額達1665億港元，居全球第二位；還是全球第五大外匯市場，去年外匯市場日均成交額為2746億美元。

 

香港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清晰地看到了這一新定位。他説，香港的金融行業並不只是為700萬香港人服務，而是為13億中國人服務，小小的香港面對的是巨大的市場，金融行業這一市場的發展潛力仍相當巨大。

 

“香港服務內地和外地之間的資金融通，這個角色是為了13億人與外地的資金融通提供平臺，讓國際層面的資金融通在香港進行，做到了香港就是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任志剛説。

 

香港已經是內地最大的境外投資目的地和融資中心。截至去年底，內地對香港非金融類累計直接投資為3386.69億美元，佔內地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59%。

 

香港金融管理局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香港銀行體系內2.6萬億港元貸款中，有三成即8100億港元貸款與內地貿易融資需求相關。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帶動香港融資需求，去年底有8700億港元是香港銀行貸給內地企業在海外投資使用。

 

香港和內地互為外來直接投資的最大來源地。商務部數據顯示，去年底內地實際使用港資達6656.7億美元，佔內地累計吸收境外投資的47.7%；同期，內地對香港直接投資超過3588億美元，佔內地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近六成。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2年10月發佈的《2012年金融發展報告》，香港金融業發展指數位居全球首位。在英國倫敦金融城公司2013年9月公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中，香港居全球第三位。香港從2009年開始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但香港要保持這一角色並不是肯定和必然的事，任志剛提醒，很多事情香港還要繼續做好，如果有事發生，讓人覺得香港靠不住時，香港就難保這一角色優勢。

 

任志剛所指的是“佔領中環”事件。有中資金融機構高管告訴《第一財經日報》，由於中環是香港金融仲介服務的代名詞，佔領中環運動引起了商界和金融界的高度警覺，擔心香港的核心被侵蝕，將自己邊緣化。

 

轉還是不轉

 

近年來，香港社會開始探討香港是否需要轉型，改變傳統仲介代理人角色，在香港發展本土新興産業，如科技、文化創意産業等。

 

香港電視創始人王維基認為，香港一直以來擔任橋梁的角色，然而香港已經到了發展自己價值，發展自己的工業，例如電視創意文化産業的時候。“孩子大了，不能總靠父母，應該靠自己。”他説。

 

這樣的看法未能成為共識。雷鼎鳴説，儘管上一屆特區政府提出發展文化創意、創新科技、檢測認證、環保、教育、醫療六大新興産業，但最終沒有付諸行動。“香港是走不了回頭路的，中間人的角色一直都是香港的核心職能。”他説。

 

“太陽下沒有新鮮事，發達經濟體都是依靠服務業。”一位特區政府中層公務員告訴本報，香港一直以金融、貿易服務業為支柱産業，不可能憑空發展出什麼新的産業。

 

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史美倫向本報記者表示，香港要轉型不是不可能，但要一步步來，比如科技産業短時間內難形成規模。因此在現有基礎上，把現有優勢發揮出來更為重要。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近日撰文稱，有説法認為香港過去幾十年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主要是靠“借來的時間”，即因為內地長期實行資本賬戶管制資金不能自由進出，香港自然成為內地與全球貿易和金融聯繫的橋梁。但當內地持續開放，內地便可以和全球各地直接建立聯繫，不再需要經過香港進行。

 

陳德霖並不贊同上述觀點。他認為內地繼續開放，將為香港帶來更多機遇。香港人應認清優勢，做好本分，不妄自菲薄，更不要自毀長城，同時竭盡全力配合國家開放政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繼續提升自身競爭力，背靠祖國、面向全球是香港金融中心發展的主軸。

 

上述中資金融高管也稱，內地和歐美直接對接不多，很多活動仍然是通過香港的自由貿易、金融仲介、仲裁和司法體制進行。香港的證券監管體系、自由市場體系和法制獨立的體系高效運作維持，內地應繼續善用並感謝香港在這方面的努力。

 

香港政務司前司長唐英年也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未來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以金融為首的服務業對香港來説將最為重要。他稱，隨著中國繼續發展第三産業，第三産業的規模越大，香港的機會也會越多。同時，香港在培育一些新興産業上亦初見成效，如紅酒、文化創意産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