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學者認為 中國對世界人權理論貢獻巨大

海峽飛虹報道(記者雷湘平)：在不少人看來，“人權”二字是個“舶來品”，且專指西方國家側重的“個人自由和權利”。在世界人權理論發展的長河中，西方價值觀似乎始終起著主導作用。17日，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採訪了參加第七屆北京人權論壇的荷蘭人權研究所所長湯姆·茨瓦特博士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朱力宇。他們一致認為，自“人權”二字誕生以來，中國對世界人權理論的貢獻就是連續且有目共睹的。

這是荷蘭人權專家茨瓦特第四次參加北京人權論壇。在今年的論壇上，他遞交了題為“中國對世界人權理論發展的三次貢獻”的論文，獲得了一致好評。在談到為何要研究中國在人權理論發展中的作用時，他表示：“以前，我經常聽到身邊的人説人權理論是西方留給世界的遺産，但我偏偏要去檢驗一下這一説法的真實性。於是，我就開始做相關研究，慢慢發現原來中國在其中也有不少貢獻，只是西方學者不知道而已。這也是我對這個研究感興趣的原因。研究後發現，中國對人權理論的貢獻不僅體現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也體現在(20世紀40年代)中國外交家張彭春(在參與撰寫《世界人權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中所起到的獨特作用。”

歷史表明，人權這一概念是在歐洲啟蒙運動時被引入西方的，不過這個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中國思想。茨瓦特認為，當時歐洲的思想家普遍將人權視為“用法律強制手段保障個人權利”，但中國思想家孔子所提倡的“仁”則強調“已不所欲，勿施於人”。他説，孔子的思想可能推動了西方人權三大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中“博愛”的形成，“博愛”在提倡個體追求個人自由的同時，正確處理與他人和社會整體的關係。這是茨瓦特博士所説的中國對世界人權理論的第一次貢獻。

茨瓦特提到的第二次貢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外交家在參與撰寫《宣言》時起到的獨特作用。1948年，中國作為二戰戰勝國參與起草聯合國反思戰爭侵犯人權問題的《宣言》。茨瓦特認為，時任中國駐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常駐代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張彭春作為主要起草人之一，將儒家思想引入了《宣言》。

這個想法與中國學者朱力宇的研究不謀而合。朱力宇認為，因為了解西方，張彭春更能發現西方文化中的不足，也更珍視把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積極因素融入到《宣言》中去，因此他通過自身努力成功地把孔子的核心思想“仁”以“良心”二字寫入了《宣言》的第一條。

朱力宇：“實際上，他是在起草委員會中唯一一位能代表亞洲價值觀的亞洲人。他的貢獻在於將儒家思想貫穿于整個起草過程，在實踐上證明了儒家思想與人權的可協調性。張彭春及其儒家思想在《宣言》起草過程中給予當今世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啟示在於，在人權問題上採取互相指摘的對立立場對國際人權事業的發展有百弊而無一利，人權不應成為人類相互分裂、攻訐、敵視甚至淩辱的工具，而應該是人類相互結合、理解和合作的新途徑。”

從啟蒙運動中孔子思想起到的作用，到二戰後張彭春在《宣言》起草過程中的獨特角色可以看出，在世界人權理論發展的多個重要節點，中國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現實是，西方學者中對此表示認可的仍為少數。茨瓦特認為，雖然西方已經有一些學者開始研究中國對人權理論發展的作用，但這是少之又少的情況：“我認為，西方在這方面犯了錯誤，不僅把人權視為西方‘私産’而排擠其他國家在人權上的訴求，而且把對人權的解釋導向了西方的那一套價值觀，但像‘兄弟關係’‘良心’‘仁’等來自中國的元素始終是人權的傳統部分。只是西方忽略了這些，把人權狹義地叫做‘個人權利’。雖然可以不理會他們，但我認為，中國人肯定會感到不舒服。所以，我們應該讓人權的其他維度顯現出來，讓中國人也能在人權問題上找到‘利益相關人’的存在感。”

雖然中國在人權問題上面臨著西方的誤解和忽視，但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建設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中國的和平發展正在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目光。

茨瓦特認為，中國完全可以與世界分享其飛速發展的經驗和根據自身文化和國情來保護髮展人權的實踐，讓世界了解中國人權事業的進步。這也是中國豐富和發展世界人權理論的第三次貢獻。

茨瓦特：“中國是個成功的故事，也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中國現在在全球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這個角色也意味著對世界的責任，其中之一就是告訴這個世界中國究竟在政治、經濟乃至文明方面做了什麼才變得如此引人注目，發展如此迅速。你們肯定做了正確的事情，那就和世界分享一下在人權領域的做法吧。我認為的中國夢就是號召中國的人權專家積極地和國外同行分享自身的想法、理論和觀點，(將中國的經驗介紹給其他國家)。”

茨瓦特和朱力宇都認為，《宣言》是個全球化的人權標準，每個國家在實施的時候需要考慮自身的國情和文化。當初這個標準的産生，既融合了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也注入了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優良基因，不宜偏廢，也不能有東風壓倒西風之勢，唯有這樣，人權事業才能不斷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