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國際仲裁業受亞洲企業歡迎 進入快速增長期

 

近年來，亞洲國際仲裁業蓬勃發展，形成了非常可靠、具有吸引力的爭議解決機制。新加坡、中國、韓國等地紛紛建立起國際仲裁中心。2013年，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共處理案件619起，爭議總金額高達48億美元。圖為新加坡商業金融中心一景。(人民視覺)

 

國際仲裁服務可以幫助企業在法庭之外解決商業糾紛。相比傳統法律渠道來説，這種途徑可以保護商業隱私，更加便捷、高效和經濟。倫敦、巴黎和紐約長期以來都是國際仲裁中心。

 

過去十多年間，隨著亞洲地區內以及亞洲同世界其他地區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日益增多，亞洲需要解決的跨境商業糾紛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複雜。這促使亞洲國際仲裁業蓬勃發展，並形成了非常可靠、具有吸引力的爭議解決機制，讓越來越多的亞洲企業能夠在家門口解決商業糾紛。

 

亞洲企業選擇亞洲城市進行仲裁，無論在語言文化還是風格習俗上，都要比選擇西方國家方便得多

 

亞洲企業A和美國企業B發生貿易糾紛了怎麼辦?答案是，既可以選擇去法院提起訴訟，也可以選擇在可信賴的國際仲裁機構解決。比起前者，通過國際仲裁途徑解決商業爭端具有諸多優勢。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院長陳西文對本報記者表示，“對於很多尚未建立完善法律體系的亞洲國家來説，仲裁為企業解決商業爭端提供了一個快速高效的途徑。”

 

新加坡王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曹顯裕告訴本報記者，很多國內訴訟都向公眾公開，而國際仲裁的程式是保密的，可以保證商業糾紛的機密性。此外，包括中國在內，全球共有154個締約方簽署了《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一國做出的仲裁將得到其他所有簽約方的承認和執行，而國內訴訟則沒有這種效力。

 

國際仲裁聽起來很有吸引力，企業A決定走這條路子。但到底去哪仲裁最合適呢?企業A必須綜合考慮仲裁法則、仲裁人員、仲裁費用乃至語言障礙等各項因素。

 

陳西文指出，仲裁最早起源於歐洲和北美，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也紛紛根據自己的法律體制，建立起國際仲裁中心。如今，越來越多的亞洲企業甚至與亞洲企業有貿易往來的西方企業都選擇在亞洲城市解決商業糾紛。

 

中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2013年受理案件總數達463件，爭議總金額達20億美元。在所有仲裁案件中，75%的案件為國際仲裁，案件當事人分別來自32個國家和地區。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2013年共處理案件619起，是10年前的4倍，爭議總金額高達48億美元。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是世界上主要的常設商事仲裁機構之一。2013年，該委員會受案總量達到1256起，相比10年前增加了約77%。爭議金額總計24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8%。其中涉外案件375件，涉及56個國家和地區。

 

在去年11月吉隆坡地區仲裁中心新址揭幕儀式上，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宣佈，該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個為外籍仲裁機構和法律人士豁免簽證和工作許可證的國家。分析人士認為，這一舉措顯示了馬來西亞欲與新加坡爭奪周邊國家和地區商業糾紛解決市場的野心。

 

“亞洲企業選擇亞洲城市進行仲裁，無論在語言文化還是風格習俗上，都要比選擇西方國家方便得多。”中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鮑其安對本報記者表示，例如在中國，就有“先調解，後仲裁”的習慣，實際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每年有30%的案件都是通過這種方式處理的。

 

曹顯裕告訴記者，西方企業傾向於使用郵件或者信件交換商業信息，並以此為依據仲裁爭議。但在亞洲國家，口頭協議也是普遍存在的。“要處理類似情況下的商業糾紛，單靠西式思維顯然是不行的。”曹顯裕強調説。

 

亞洲企業議價能力提高，以及亞洲仲裁機構得到國際社會認可，讓更多國際商業糾紛選擇在亞洲城市仲裁

 

新加坡一向因司法公正和法制健全而廣受國際社會讚譽。曹顯裕介紹説，在新加坡，國際仲裁業務受到獨立廉潔的國家法院監督。目前，新加坡不僅有大量經驗豐富的本地律師事務所，還有100多家國際律師事務所辦事處，提供包括仲裁在內的各項法律服務。此外，新加坡優良的地理位置也是近年來吸引大量國際仲裁業務的重要原因。

 

鮑其安認為，亞洲城市打造國際仲裁中心的優勢，首先體現于一批具有本地經驗和本土意識的仲裁機構，能夠為亞洲企業解決商業爭端提供更為高效的服務。這些仲裁機構可以使亞洲企業在相對熟悉的環境中處理爭端，爭取更為便利的仲裁地。以中國香港為例，由於世界近半數人口可以在5個小時的飛行時間內抵達該地，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建立，自然使其成為很多企業處理商業爭端的首選地，同時也吸引了一大批法律專業企業及輔助行業的進駐。

 

雖然有諸多優勢，亞洲城市打造國際仲裁中心也面臨挑戰。鮑其安指出，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提高效益、降低成本，吸納更多有經驗的仲裁員加盟。實際上，這也是西方仲裁中心面臨的最大難題。此外，亞洲仲裁中心還需防止地方法院因不滿自己在國際糾紛調解事務中微弱的影響力，而干涉仲裁進程的現象。

 

“越來越多的國際商業糾紛選擇在亞洲城市進行裁決，其背後不可忽視的原因是，亞洲企業議價能力提高，以及亞洲仲裁機構日益得到國際社會認可。” 鮑其安説。無論是在審議過程中，還是各方關係發展上，亞洲仲裁服務處處彰顯著自身鮮明的特點。然而，鮑其安認為，與亞洲特色相比，“更為重要的是，亞洲城市所提供的仲裁服務更加嚴格地執行國際標準，非常專業、可靠”。

 

“亞洲將在國際仲裁領域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法院就國際仲裁做出的相關決定也將在更大範圍內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鮑其安舉例説道，中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大量待處理的涉中仲裁案顯示，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傾向於通過國際仲裁處理商業爭端。這表明，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亞洲機構和人士參與到國際仲裁領域中來，也將開創出更貼合亞洲企業商業模式的爭端仲裁方式。

 

新加坡立傑律師事務所國際仲裁部主任安德烈·耶普對本報記者表示，“亞洲城市大力發展國際仲裁業務，除了可以通過仲裁行為給仲裁地帶來直接經濟利益，還能夠吸引大量法律服務公司進駐亞洲司法管轄區，從而間接提高轄區內審理的仲裁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

 

耶普認為，亞洲城市發展國際仲裁業務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來，不久將會攀登到一個新高度。與此同時，亞洲的進出口貿易必將隨之增長，到2050年，亞洲各國的國內生産總值預計將佔世界總額的一半。“新加坡、中國、韓國現已走在亞洲國際仲裁業務的前沿，馬來西亞正逐漸迎頭趕上，由此看來，亞洲在國際仲裁領域的迅猛勢頭還將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