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文化遺産
編輯: 陳豪 | 時間: 2015-01-07 10:12:23 | 來源: 新華網 |
新華網北京1月6日電今日出版的《福建日報》刊登文章《“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文化遺産”——習近平在福建保護文化遺産紀事》。全文如下:
1990年6月8日,習近平在福州華林寺調研。
1997年6月30日,習近平出席林則徐出生地、故居、紀念館等修復竣工儀式。
“一片福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國近代史。”
每一天,位於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都是人潮如織。徜徉在幽深的坊間巷裏,人們沉醉於“明清建築博物館”雕梁畫棟的精美絕倫,驚嘆于這裡走出了林則徐、嚴復、沈葆楨、陳寶琛、林覺民、冰心等燦若繁星的風流人物……
當人們在感悟著福州厚重的歷史、感喟于“海濱鄒魯”悠久燦爛的文化時,不一定會想到,20多年前在一位福州主政者的帶領下,市委和市政府以及有識之士為保護文化遺産、傳承文化根脈所做的努力。
他就是1990年4月開始擔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産。”2014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北京考察工作時強調。
從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對文物和文化遺産保護工作就極為重視。他不僅提出了許多前瞻性的思想和觀點,並且推動了一系列保護文化遺産的開創性實踐,為延續福建文化的“根”與“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給福建人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初冬時節,福建日報記者深入福州、三明等地,探尋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時關心和支持文物及文化遺産保護的故事,記錄下他各項開創性實踐的成果與效應。
高瞻遠矚:“評價一個制度、一種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
“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復興,都是從總結自己的遺産開始的。”著名建築學家、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吳良鏞先生如是説。
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産,承載著這個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一個國家的文化遺産,代表著這個國家悠久歷史文化的“根”與“魂”。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産,就是守護民族和國家過去的輝煌、今天的資源、未來的希望。
“心有高標,方可致遠。”
思想是行動的指針。早在廈門、寧德工作期間,習近平對文物及文化遺産保護工作就很重視,到福州和省裏工作後,他提出了很多極富遠見的看法。
1986年1月10日,在廈門市八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上,時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習近平就提出,需要警惕對歷史文物的“建設性破壞”,“廈門是不能以這種代價(指建設性破壞)來換取其他方面發展的”。
1990年4月,主政具有2000多年曆史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福州之後,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文物及文化遺産工作在習近平心中的分量更重了。
1991年3月10日下午,在三坊七巷召開的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現場辦公會上,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説:“評價一個制度、一種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要在我們的手裏,把全市的文物保護、修復、利用搞好,不僅不能讓它們受到破壞,而且還要讓它更加增輝添彩,傳給後代。”
1992年1月24日,福州城市建設如火如荼之際,習近平在《福建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處理好城市建設中八個關係》,高屋建瓴地論述了推進城市建設這項“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必須妥善處理好的八個關係:上與下、遠與近、舊與新、內與外、好與差、大與小、建與管、古與今。
其中,“古與今”著重論述的是如何處理傳統歷史風貌保護與現代城市建設的關係。習近平説:“我們認為,保護古城是與發展現代化相一致的,應當把古城的保護、建設和利用有機地結合起來。”
那幾年,福州市城建提速,為歷史名城增添了現代都市的色彩,但是並沒有破壞“三山兩塔”的基本格局和三坊七巷的古城風貌。正因為較好地處理了“古與今”的關係,才有了相得益彰的結果:歷史名城在發展中得到保護,在保護中得到了發展。
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之後,習近平對文物和文化遺産保護工作依然念之挂之,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中仍時不時親自過問。
2001年10月,部分省政協委員赴泉州、漳州兩市視察文物和文化遺産保護工作,形成了調研報告,指出問題,提出建議。習近平閱後做了批示:文物是歷史的見證,保護文物就是保護歷史;文物是珍貴的不可再生資源,保護文物就是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2002年4月,時任省長習近平欣然為福州市知名文物學者、曾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長的曾意丹所著《福州古厝》一書作序。他在序中寫到:“保護好古建築、保護好文物就是保存歷史,保存城市的文脈,保存歷史文化名城無形的優良傳統。”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福州古厝〉序》中還特地提出:“保護好古建築有利於保存名城傳統風貌和個性。現在許多城市在開發建設中,毀掉許多古建築,搬來許多洋建築,城市逐漸失去個性。在城市建設開發時,應注意吸收傳統建築的語言,這有利於保持城市的個性。”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時曾説“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築”,引發廣泛關注,很多人期待像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今後不要再出現與城市品位和風貌不協調的奇形怪狀的建築。回首觀望,習近平在這方面的思考可謂一脈相承、一以貫之。
古今相容:既要加快城市發展和建設,也要保護好文化遺産,達致“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
著名作家馮驥才説:“城市,你若把它視為一種精神,就會尊敬它、保護它、珍惜它;你若把它只視為一種物質,就會無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隨心所欲地破壞它。”
上世紀80年代起,和很多地方一樣,福州城市發展日新月異,由此,城市開發建設與文化遺産保護的衝突也不時出現。
三坊七巷北隅,南後街與楊橋路交匯處,歷經百年滄桑的林覺民故居靜立於繁華鬧市之中,門前矗立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福州市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
往來的遊客並不知道,那塊市文物保護碑上,曾出現過一個臉盆大的“拆”字。
這座典型的福州民宅,不僅走出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覺民,也是著名作家冰心的故居。林覺民就義後,林家人為逃避清兵的追殺,躲到福州遠郊,將此宅賣給了冰心的祖父。1982年,這裡被確定為福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但在1989年,福州市有關部門批准一家房地産開發公司拆除林覺民故居部分建築,準備建設商品房。當時在一家工廠工作、熱心文保事業的鼓樓區政協委員李厚威投書《福州晚報》“建議完整保留林覺民故居”,但不久,刺眼的“拆”字還是被寫在了市文物保護碑上。
時不我待。福州市政協委員張傳興立即寫信給剛到任不久的市委書記習近平,並撰文《林覺民、謝冰心故居不容再拆》,發表于1990年12月1日的《福建日報》,指出“如此不顧社會效益,不免使人失望”。
習近平看到來信後,立即讓市文管會核實,同時要求有關部門暫緩拆遷,並於1991年1月27日作出批示,要求市委辦公廳核實情況。
1991年3月10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林覺民故居召開文物工作現場辦公會,習近平親自主持。時任福州市文管會常務副主任、福州市博物館館長黃啟權參加了會議。
在林覺民故居二進大廳廊前,習近平問黃啟權:“老黃,這裡是不是林覺民故居?”黃啟權回答:“對,我們站的地方就是林覺民故居的大廳。”“好,我們就決定把它保護下來,進行修繕。”習近平的話語很簡潔。
當年5月31日,故居修繕工程動工。11月9日,在辛亥革命福州光復80週年紀念日當天,林覺民故居修繕完成,並辟為福州市辛亥革命紀念館對外開放。
因為一直為保護林覺民故居奔走,李厚威的命運也得以改變,他由工廠正式調入林覺民紀念館工作,後來擔任館長。“開館當天,習近平書記除了參加剪綵儀式,還親自給省外客人當起了講解員。開館一個月內,他又三次來館了解觀眾反應,作出整改指示。”李厚威向記者回憶道。
從林覺民故居出發,沿著南後街一路向南,到了相連的澳門路,臨街而立的便是紅墻環繞的林則徐紀念館。
林則徐,世界禁毒先驅,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福州是林則徐的故鄉,是他出生、求學、成長以及晚年退養之地,也留下了一系列與他相關的珍貴遺跡。
不過由於歷史原因,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包括林則徐故居、出生地以及紀念館在內的系列遺跡,都不同程度存在著年久失修、損毀嚴重、房舍被侵佔等突出問題。省政協委員陳以強等多位有識之士為此奔走呼籲多年。
1990年5月,《人民日報》“情況彙編”發表《林則徐故居及墓地現狀》,反映了保護林則徐遺跡存在的問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勳同志作了重要指示。1991年7月,習近平在有關彙報材料上批示:抓緊修復林則徐故居及做好墓地開放。此後,在市委常委會等場合,他又數次研究林則徐遺跡修復等事宜。
1996年2月6日,習近平主持市委常委會,專題研究林則徐系列遺跡修復、充實工作,決定成立林則徐系列遺跡保護、開發領導小組,同意紀念館、故居、出生地作為福州市文物局的下屬單位,歸福州市文物局統一管理。會上還議定收回林則徐出生地。
位於福州市中山路左營司巷的林則徐出生地,是他出生、幼年讀書、中舉、完婚、中進士和走上仕途的搖籃,其憂國憂民的思想就是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孕育的。但在當時,這塊地已經出讓給了一家房地産公司,他們計劃興建高級商住樓“則徐花園”。
這次會議後,福州市有關部門迅速與開發商協商,以1200萬元的補償收回了這塊地。一個月後,林則徐出生地暨幼年讀書處修復工程開工典禮舉行,1997年6月竣工。
“兩次儀式,習近平同志都親自參加了。”時任福州市副市長、後任福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林強回憶。他也是林則徐後裔,現為林則徐基金會會長。
與此同時,位於鼓樓區文藻山路的林則徐故居也逐步完成被佔用房舍清退、拆遷等工作,2003年5月一期修復“七十二峰樓”工程動工,當年8月竣工,其餘部分修復正在推進中。
《易經》有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守護有形文物這個文化載體,更是為了揚其“道”。
對林則徐系列遺跡修復的重視,源於習近平對這位民族英雄的倍加推崇。1990年6月18日,到任福州月余的習近平就到林則徐紀念館瞻仰、調研。
1995年6月3日,林則徐銅像在福州南大門——白湖亭樹立。在揭幕儀式上,習近平滿懷深情地説:“今天,故鄉的人民樹立起林則徐銅像,就是為了激勵自己,教育後人,讓在林則徐身上體現出來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永遠發揚光大。”
同年8月24日,在福州市紀念林則徐誕辰210週年大會上,習近平更加明確提出,我們要“繼承、發揚林則徐堅貞不渝的愛國精神和氣貫長虹的民族正氣,學習他清廉剛正的高尚風範,學習他‘開眼看世界’的開拓精神”。
到中央工作後,習近平多次提到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林公“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自勉聯也被他一再引用。“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如今也成為福州的城市精神。
在福州,鄧拓故居、琉球館等故居、歷史文物的修復和保護,同樣傾注了習近平的心血。
上世紀90年代初,福州市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穩步推進,但正因為較好地處理了“古與今”的關係,福州這個歷史文化名城“在發展中得到保護,在保護中得到了發展”。
短長兼顧:“既要重視經濟發展,又要重視人文環境的保護”,“做到保護文物和發展生産兩不誤”
“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
文化就像一條源遠流長的河流,源頭很遠,流過歷史,流到今天,還要流向未來。文化是一脈相承、生生不息的,需要數百年、數千年,甚至是數萬年的積累。
如果説保護文化遺産不僅留住了先輩棲居的物質場所,也為今人留下心靈的棲息地,那麼找到通往一段塵封歷史的入口,更是祖先的饋贈。
從三明市區驅車約30公里,到達三元區岩前鎮岩前村西北,空曠的平地之間,一座金字塔形狀的孤峰傲然聳立,這便是萬壽岩了。宋代文人鄧肅在此留下了“群山透逸不能高,突兀獨摩霄漢碧”的詩句。
這座石灰岩體中有十幾個大小不一的溶洞。正是在這些溶洞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物工作者發現了大量遠古人類製作的石制工具及伴生的哺乳動物化石,使得萬壽岩身價倍增。
“這一遺址的發現,把福建有人類活動的歷史提前了十幾萬年;這裡發現的人工石鋪地面,屬全國首次,世界罕見,被譽為‘人類最早的建築’;石器的製作方法、生活形態的相似性,證明了閩臺同根同源的密切關係。”説起萬壽岩遺址的重大價值,三明市文新局副局長蘇世斌如數家珍。
然而,這個號稱“南方週口店”的史前遺址,也曾面臨被摧毀的命運。
今年86歲高齡的王遠林老人回憶,當年萬壽岩岩上有奇花異草,岩底有流水叮咚,一直是村民的鍾愛之地。
由於萬壽岩岩石中含有煉鋼工藝所必需的一種礦石,上世紀80年代,這裡被三明鋼鐵廠出資購得,作為採礦點。岩前村民擔心礦山的開採會影響遺址保護,於是推選出村裏五位離退休老師奔走呼籲。
王遠林老人就是當年的“五老叟”之一。他回憶,從1998年6月起,他們不斷與三鋼進行協商,要求停止開採,同時向國家文物局、省文物局等各級部門發出了搶救萬壽岩文物古跡的呼籲書。
多番努力,終獲回報。考古工作人員從1999年9月開始,先後對萬壽岩遺址進行了三次搶救性發掘。考古隊開始工作後,“五老叟”也每天都跟著考古隊跑上跑下,端茶送水,節假日還自發到考古現場值守。
然而,礦石開採還在繼續,遺址保護危機尚未過去。
1999年12月底,省文化廳向省政府提交了“關於三明萬壽岩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保護有關情況的緊急彙報”。
2000年1月1日,時任代省長習近平作出重要批示,明確指出:保護歷史文物是國家法律賦予每個人的責任,也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萬壽岩舊石器時代洞穴一直作為不可再生的珍貴歷史文物,不僅屬於我們,也屬於後代子孫,任何個人和單位都不能為了謀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壞全社會和後代的利益。
他要求,“三明市政府立即採取有效的安全防範措施,加強對洞穴遺址群的保護;協調、幫助三明鋼鐵廠儘快在異地選定新採礦點,做到保護文物和發展生産兩不誤”,同時,決定由省財政撥款50萬元,用於遺址群的考古發掘和保護工作。
時隔不到一個月,1月25日,習近平在省人大常委會《關於依法保護三明萬壽岩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的意見》上再次批示:“省政府高度重視三明古代遺址保護,已于去年底專題協商,做出初步保護安排。請省文化廳進一步提出全面保護規劃和意見。”
習近平批示後不久,三鋼馬上落實,以大局為重,全面停止了在萬壽岩的爆破開採,異地選定了新的採礦點,而用別處的礦石,每噸成本要高出15元。
“礦石易找,文物難求。當年領導能捨棄一時經濟利益,毅然決定支持保護遺址,沒有驚人睿智和長遠戰略眼光,是不可能做出這樣的決策的。”王遠林感嘆。
此後,萬壽岩遺址保護工作提速,並取得重大進展。2001年3月,萬壽岩遺址被評為“200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6月躋身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列。
如今,經歷了紛繁喧囂的萬壽岩歸於平靜。2013年12月,國家文物局正式將萬壽岩遺址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目前正在推進建設工作。
在省長任上,雖然謀發展抓建設等工作極為繁忙,但習近平對文化遺産保護仍然高度重視,並經常關心過問。
上世紀90年代末,“奇秀甲于東南”的武夷山開始申報世界遺産。時任省委副書記習近平十分關注申報的進展,並積極協調推動有關工作。
1999年12月1日,武夷山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産名錄,實現了我省世界遺産零的突破,時任代省長習近平致信祝賀。
世界遺産,既要利用,更要保護。申遺成功後,為“雙世遺”立法提上議事日程。2001年9月29日,時任省長習近平主持召開省政府第34次常務會議,審議了有關武夷山“雙世遺”保護的條例。此後,經多次修改,《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保護條例》于2002年5月31日經省九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如今,每年都有數百萬中外遊客暢遊武夷山,領略世界遺産奇秀風光,感受厚重歷史文化。
繼武夷山之後,我省又有福建土樓、中國丹霞(泰寧)榮登世界文化遺産、世界自然遺産名錄。此外,我省申報的海上絲綢之路、閩浙木拱廊橋、鼓浪嶼、三坊七巷、閩南紅磚建築等5個項目,已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産預備名單》。
福建省文物局副局長舒琳介紹,目前,我省已有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37處291個點,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74處,形成了國家、省和市、縣(區)三級文物的有效保護體系。此外,近年來在涉臺文物保護、傳統村落整體保護利用及大遺址保護等方面,福建也是成果喜人。
建章立制:為留住文化根脈奠定法制和制度基礎,讓文化遺産保護有法可依、有序推進
古希臘哲人亞裏士多德説:“人們為了活著而聚集到城市,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這樣美好的居留,有賴於城市生産和生活條件的保障,也有賴於城市歷史和文化的滋養。而保護城市歷史和文化,不僅需要一次次“該出手就出手”的單項行動,更需要不因人事更迭而變易、能管長遠能保長效的制度建設。
這就是機制、法制的力量。正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在閩工作期間,習近平著眼長遠,著力推動文化遺産保護制度化、法制化,他為此做了多項開創性探索和實踐。
現今的福州文博界,傳頌著“四個一”(一個局、一個隊、一顆印、一百萬元)的佳話,而這正是習近平擔任福州市委書記期間拍板解決的事。
20多年過去,“四個一”彰顯的大膽創新精神,依舊熠熠生輝;“四個一”發揮的效應,依然惠澤長遠。
“四個一”的源頭則要回溯到24年前的春天——1991年3月10日下午,習近平主持召開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現場辦公會議。
參加了是次會議的黃啟權回憶:“這次會議主要是解決了林覺民故居的保護和修繕問題,還確定了三坊七巷等地名人故居和遺址的保護辦法:今後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文物主管部門報經市政府同意,均不得拆除、改建或添建。同時,還確定了為加強文物保護工作,1991年福州市要辦好7件實事,包括制定《福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加強文物管理部門的力量等。”
正是由這7件實事衍生出“四個一”,以及一系列給力福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創新之舉。
一個局。那次現場辦公會確定,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增加事業編制10名。1994年11月11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的專題研究進一步加強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市委常委會又議定,健全文物管理工作機構,在機構改革中考慮設立市文物管理局。1995年6月,福州市文物管理局正式成立,作為市直二級局,人財物相對獨立,定編20人。
“當時,全省包括省裏和各個地市都沒有專門的文物管理部門。福州在全省最早成立文物局,比省文物局成立還早,在全國同類城市中也算比較早的。成立了專門的文物管理機構,對福州文物及文化遺産保護工作發揮了巨大的作用。”1997年擔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長、現已退休的王培倫説。
一個隊。1991年3月現場辦公會明確提出,建立福州市考古隊,1991年6月正式成立,定編8人。這為提升福州文物考古水準,進一步做好文化遺産保護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多年來,福州市考古隊在多個考古領域創下輝煌業績。特別是中國水下考古領域,長期以來,他們作為骨幹力量參加了中國水下考古一線工作,基本涵蓋我國水下考古的全過程,主要參加了西沙水下考古、“南海一號”沉船遺址、平潭“碗礁一號”等水下考古發掘工作,成果豐碩。
一顆印。1991年3月現場會明確提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中的現有使用單位,都要與文物主管部門簽訂‘使用保證合同’”。由此延伸,福州市委市政府決定,從1992年開始,城建項目立項時需要徵求文物部門的意見,加蓋市文管會(後改為市文物局)的印章。“以前只需蓋規劃建設部門的印章就可以了,增加了文物部門的一顆印,保護文物的主動性大大加強了,建設性破壞的可能性儘量避免和減少了。”黃啟權説。
一百萬元。過去,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繕經費只是從城市維護費中列支8萬元,1991年3月現場會議定,從當年開始,此項費用每年市財政撥款100萬元,以後逐年增加。“由此可見,習近平同志對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視程度。”王培倫説。
除此,這次現場會還提出,在全市開展一次全面的文物普查;對全市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全部掛牌立碑,對名人故居、遺址等分別採取立碑紀念、掛牌昭示等辦法加強管理,並一律建立檔案。
黃啟權介紹,在1991年3月12日省市人大代表視察福州市文物工作反饋會上,福州市正式決定用市政府掛牌形式從速保護一批名人故居。1991年9月,經調查研究,福州市政府公佈了第一批64處市區名人故居,比照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予以掛牌保護。
從1991年10月到1992年1月,這64處名人故居全部挂上了不懼風雨的搪瓷燒制的“福州市名人故居”銘牌,包括陳衍故居、陳若霖故居、高士其故居等。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福州市公佈的最大一批名人故居。
20多年過去,這些故居有的已經升格為各級文保單位,其他的仍以“福州市名人故居”的名義得到妥善保護。這些故居門前依然挂著獨具時代特色的搪瓷銘牌,經歷風雨,見證歷史。
“這些故居中絕大部分當時還不算文保單位,原則上不受文物法保護。可以想見,如果不是掛牌保護起來,很多都會在城市建設中面臨被拆的命運。”黃啟權説。
1991年3月現場會確定的不僅是一件件具體實事,還有惠及長遠的機制舉措,那就是:抓緊修改《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管理條例》,制訂《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和《福州市三坊七巷保護規劃》。
《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管理條例》從1989年4月開始起草,這次會議之後,福州市文物、法律工作者馬上加緊修訂,到1992年6月底形成了第五稿,後來又論證、修改,再論證、再修改。最終,到1995年10月,十五易其稿才敲定。從啟動制定《條例》到最終定稿,前後歷時八年。
1995年10月27日,時任福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習近平主持的福州市十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管理條例》,1997年1月23日,經省人大常委會審議批准頒佈施行。這個條例的制定施行,在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領域也是率先之舉。
2013年6月28日,福州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這個《條例》的修訂版,後經省人大常委會審議批准,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和《福州市三坊七巷保護規劃》也經歷了多次修訂、完善、提升的過程。
2008年,福州市委託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中心編制完成了《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2012—2020)》,2014年10月17日獲省政府批准公佈實施。2013年9月,《三坊七巷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規劃(修編)》通過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組織召開的技術審查會,上報省政府批准。
“建章立制,為福州留住文化的根脈奠定了法制基礎,確保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有法可依、有序推進。”福州市文物局局長吳聿建説。
近年來,福州市先後投入40多億元用於歷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護工作,全面梳理老城的歷史記憶、古城符號和福州元素,彰顯古城風貌。
時至今日,經過多年持續接力保護,福州古城“三山兩塔一條街”總體格局,及三坊七巷、朱紫坊、上下杭等歷史文化街區保存較為完整。
“城在山中,山中有城。”“有福之州”富有特色的山水城市空間格局被吳良鏞院士譽為“東方城市設計的佳作”,這裡也成為很多人暢遊山水、清新呼吸的上佳之選。
今天從歷史中走來,未來始於足下。
“當歷史的塵埃落定,一切歸於沉寂之時,唯有文化以物質的或非物質的形態留存並傳承下來,它是我們民族獨立品格的歷史憑證,也是我們滿懷信心走向未來的堅實根基和力量與智慧之源。”
保護文化遺産,就是要共同守護我們的精神家園,以求延續民族的靈魂和血脈,讓我們的子孫後代面對蒼天知曉:我們是誰,我們從哪來,我們到哪去!
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推動文化遺産保護的一系列前瞻性思想和觀點以及開創性實踐,既為八閩大地的文化傳承和復興注入了時代活力,也為後來者薪火相傳傳遞文明之光鋪下了堅實的道路。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回首過去,立足當下,面向未來,八閩兒女正汲取先行者的智慧和營養,砥礪奮進,大力加強文化遺産保護、推進文化強省建設,以期在追尋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中,營建更加美好、更加宜人的精神家園。(記者 段金柱 鄭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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