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失去了平實敘事及客觀對話能力

台灣《聯合報》25日社論説：最近台灣有兩起道歉事件值得討論。其一是建中刊物《東海東》指責該校校長在和學生溝通校服問題時，説出“一人一票並不公平”等歧視遊民及低學歷之言語；後經發現校長的説法和語序遭學生斷章取義，學生在臉書上向校長致歉。另一件則是台灣“司改會”為監督法官而設的網站，卻誤植並泄漏了許多人的個人資料，引起法官和檢察官不滿，“司改會”為此道歉並同意修改。

這兩起事件的主體和性質相去甚遠，原本難以相提並論；然而，兩件南轅北轍的事，恰好反映了台灣社會的共同現象。小至高中生的校刊言論，大至司法改革的嚴肅議題，無論是《東海東》或“司改會”應該都以監督者自居，也表現得正義凜然；然而，他們最後卻把自己變成了“審判者”，甚至刻意利用偏頗的資訊來醜化對方。如此一來，他們恐怕也背叛了自己的初衷。

建中刊物和“司改會”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當然是受到台灣政治氛圍的牽引，以為就是要通過尖銳的對立，引起社會大眾的注目及撻伐，才有可能促成改革──不論是校服的解禁或是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台灣社會語言近年嚴重誇大及負面化的傾向，尤其在政治人物及電視名嘴的熏染下，一般民眾的語言除不斷提升強度，媒體上更隨時充斥指控、打臉、怒嗆、駁斥、譏諷等用語。簡單地説，人們每次開口，幾乎都要加上情緒語詞，許多人幾乎忘了什麼是事實白描及理性回應；在情緒交鋒下，社會也就越來越失去對話的空間。

一個社會常民的表達習慣，通常可以反映該社會的文化內涵。以台灣憧憬的瑞士而言，瑞士人説話一向保守，通常保留幾分，不喜歡把話説滿；這和其喧嘩誇張的南鄰意大利相比，便是極不同的民族性。在台灣，也有過純樸簡單的年代，但近年因政治對峙彼此挑激的結果，許多人動輒把話説滿，甚至説到言過其實的外溢地步。到了這種地步，語言就不再是為了“對話”，而成了“對立”的工具。

以建中的事件為例，當天在場討論制服問題的師生，不會不清楚校長談話的整個脈絡。然後，有個學生抓住校長的一點語病，經過截頭去尾及順序的加工，再透過刊物的傳播，立刻就把校長打成了一個蠻族。雖然只是在文字上動了小小手腳，但建中校長徐建國的聲名幾乎一夕盡毀，連不明就裏的校友都加進來撻伐。試問，學生事後在臉書的道歉，能彌補校長破毀的形象嗎？

再看台灣“司改會”引發的爭議。表面上，“司法陽光網”的成立，説是為了透明監督，實際上，“司改會”卻不擇手段地假“監督”之名行“審判”之實，用網絡技術操作對司法官進行粗魯而片面的人格謀殺。當“司改會”引用粗糙或不實的資料來審判其同僚時，有沒有想到判決一個案件需要厘清多少事實，需要站在什麼客觀立場？

假“監督”之名，對他人進行“審判”甚至“詆毀”之實，是台灣政治對峙中慣用的手法；現在這種風氣更蔓延到社會各個層面，電視上每天無不充斥著這類場景。問題是，當大家認真追問下去，這些聲音究竟呈現了幾分事實，結果往往經不起檢驗。包括在野黨指控洪秀柱被國民黨以3千萬元新台幣“搓圓仔湯”的傳言，雖經特偵組調查澄清，又如何洗得掉民眾心中留存的錯誤印象？

更可悲的是，這些義正詞嚴的揭弊者或改革者，在“神聖任務”的自我膨脹下，不僅簡化了真實的問題，更往往把自己變成了問題的一部分。

建中和“司改會”事件只是兩個近例，真正值得挂慮的，是台灣社會失去了平實敘事及客觀對話的能力，人們不斷利用尖刻偏頗話語來製造對立而不自覺。這些四溢成災的聲音，有辦法收得回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