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臺胞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不解之緣

每年春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蔡秉憲是一位在大陸生活了十多年的台灣人，他不是人大代表，卻十分關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2015年是 蔡秉憲在大陸生活的第16個年頭，這些年來關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為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其中的緣由還要從他剛踏上這片土地時説起。 

1999年，祖籍北京的他懷著對故土的嚮往，告別寶島隻身來到清華大學求學。就在那年，台灣地區時任領導人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兩岸關係進入冰凍期，兩岸交流幾乎停滯。跨越海峽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蔡秉憲卻覺得自己更像是個遠親。

蔡秉憲回憶説，“當時從博士後到本科，我們中秋節的一個活動，大家要聚餐，港澳臺一起的時候，你發現港澳至少都能坐個兩、三桌，台灣要坐滿一桌都很困難。”

作為社會中的少數人，給蔡秉憲帶來了孤獨感，但更讓他困惑的是台灣學生在待遇上的差別。除了按照留學生標準繳納較高的學費，住宿也是被安排在留學生宿舍，這讓期待“國民待遇”的他多少有些失望。蔡秉憲和多位台灣同學也向校方反應了他們的訴求，但因為這是教育部的統一規定，各個學校都必須執行。正在蔡秉憲為此苦惱的時候，他關注到中國大陸每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在他眼中這是一個將基層百姓的呼聲帶到中國最高決策層的平臺。當時兩會上有台灣代表團，我們通過他們來幫忙推動，推動了非常久，有三四年，可是大陸這邊也很難一次下定決心，因為這一動全國的高校全部制度都要跟著變。

從2002到2005年，台灣團代表在全國人大會議上連續四年提出“台灣學生實行與大陸學生同等收費標準”的建議。經過他們堅持不懈的奔走呼籲，2005年9月，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會同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及財政部共同宣佈“將全面實施在大陸高校就讀的台灣學生實行和大陸學生同等收費標準”的措施。

蔡秉憲覺得這是付出的成果，因為議案一旦通過惠及的是全國的臺胞，很多的問題就會得到解決，他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和兩會結下不解之緣。有了切身感受的蔡秉憲開始積極投入到組織臺胞向全國人大建言的工作中。2007年進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進修碩士學位期間，他組織成立了北京大學兩岸文化交流協會並擔任主席，並以此為根據地向全國人大台灣團代表轉達臺胞的心聲，之後他歷任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名譽理事、中華兩岸交流促進會大陸事務主委等職務，與人大台灣團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

後來，隨著越來越多的臺胞到中國大陸生活，五年更換一次的臺胞證日益成為一個困繞臺胞的問題——因為臺胞證共有十位數字，由八個數字再加兩位數字組成，但後面兩位數字常常會變動，這使得臺胞在辦理各種業務時遇到很多麻煩。

 2007年，聽取包括蔡秉憲在內的臺胞及臺胞社團的共同呼籲，在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台灣代表團向列席會議的國臺辦等有關機構官員提出建議，希望改善“臺胞證”的管理工作，統一證件號碼，換證不換號。次年9月，時任國臺辦主任王毅宣佈臺胞證實行“一人一號，終身不變”。這對於在大陸工作生活的臺胞是一次里程碑性的變革。臺胞不用再為銀行開戶、買房買車和辦相關文件登記而頭疼，這一改變實實在在地給臺胞帶來了很大的便利。

2008年是兩岸關係的拐點，隨著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的新時期，臺胞的訴求得到更多解決的空間。蔡秉憲意識到，臺生一直反映的看病難問題到了解決的時機。由於台灣學生沒有納入大陸的醫療保險體系，就醫時要承擔較高的費用，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不小的困惑。

蔡秉憲注意到，很多學生由於沒有經濟收入，生病或是受傷之後，一般都是吃自己從台灣帶來的藥，而不會去醫院看病，害怕隨便看一次就是好幾百塊錢。

2011年蔡秉憲匯集大陸多個台灣學生社團的意見，通過台灣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反應了臺生的訴求。然而由於存在納稅、經費來源等方面的難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不如他預想的那樣順利。經過人大台灣代表團的積極推動以及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第四次會議上的充分討論，中國教育部在2013年宣佈，自同年9月起在大陸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就讀的台灣學生正式納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享受與大陸學生同等的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透過與全國人大台灣團代表的充分溝通，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平臺，蔡秉憲幫助自己及其他的臺胞團體將心願轉變為現實。

蔡秉憲認為兩會這樣的平臺是非常好的，因為通過兩會，可以將臺胞在大陸生活的需求和問題直接向主管部門的一把手提出，而主管部門也會根據提出的議案給予反饋。而且全國人大台灣團的代表們視野寬闊、眼光獨到，很多的判斷都非常準確，所以他相信通過這些代表，是真的可以幫很多臺胞們解決問題的。

蔡秉憲曾非常喜歡台灣詩人鄭愁予的詩句：“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如今，他在北京已經有自己的事業和生活，人大會議給他的生活帶來了變化，也改變了他的想法，他希望長久地留在大這片土地上，而不只是一個匆匆的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