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分化成臺港民生難題 被放大後演變為政爭工具

貧富分化加劇是臺港如今面臨的民生難題。香港官方2011年發佈的基尼系數已達0.537。自1976年的0.429開始，這一數據構成一條上升曲線。相比之下，台灣的基尼系數一直徘徊在0.32-0.35之間。值得注意的是，據台灣《天下》雜誌歷年的國情調查，台灣民眾認可貧富分化嚴峻的卻超過80%。

兩地的貧富分化，主因都是隨著産業結構的大調整，在大規模填補製造業空檔的服務業中，收入差異巨大，草根民眾大量進入低端服務業，與教育素質要求高的高附加值服務業，形成鮮明對比。而在臺港兩地的經濟普遍低迷時，其間與大陸有經貿往來的群體，因分享了大陸高速發展的紅利，繼續保持了不菲的收入，顯得比較“扎眼”。

必須看到，由於臺港兩地此前的發展積累，兩地所謂的貧困無非是“豐裕社會”的貧困，即以相對貧困為主，真正無法維持生存的人屬於極少數。問題在於，這種本屬民生問題的貧富分化，經由兩地的“夾生民主”放大之後，演變為政治議題及政爭工具。

將貧富分化議題政治化，作為攻擊執政黨的工具，在台灣已經成為常態。國民黨重新執政至今，民進黨將自己定位為勞苦大眾代言人，猛攻國民黨只重經濟增長、只重財團利益，忽略草根階層。從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貿”，都能看到民進黨的話語體系向“階級論述”升級。

香港也如此。一些政治人物將鼓動民粹甚至仇富心理，作為推行激進民主的捷徑。一些人提出凡是公共屋村支持的就支持；凡是公共屋村反對的就反對。因為香港的草根階層居住更為集中，利於“拜票”動員。香港的問題被簡化為權力尋租與官商勾結，包括貧富分化在內的經濟議題被轉化為施政問題、進而政制問題，最後就成了民主問題。

貧富分化議題被政治化、工具化後，攻擊目標就指向了大陸政府，甚至大陸游客。這是“夾生民主”的常態：妖魔化一個遙遠的敵人，既能收穫關注，又沒有實際風險。何況，對大陸的攻擊正契合“台獨”及香港激進民主派的終極訴求。兩地某些人對大陸的共同指責是：大陸改革所溢出的紅利，在臺港並沒有能夠惠及大眾，而流向了一些大財團。這樣的偏頗指責令大陸感到“熱臉貼上冷屁股”的委屈。

值得大陸反思的是：首先，大陸與臺港的經濟協作和經濟扶持，在操作上不能過於借重一小群財團的力量，應加強與兩地中小企業、民眾的對接。其次，大陸的文宣體系應及時有效地解釋善意，成為臺港兩地民意與大陸決策層之間有效溝通管道。

要緩解臺港兩地的貧富分化，涉及兩地自身的經濟與社會的雙重轉型，有著本土內在的邏輯與時間要求，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對此，大陸不宜過於主動熱心，少一些不必要的護犢心態，將精力更多地放到自身的建設上來，居高聲自遠。至於臺港兩地某些勢力對大陸的攻擊，本是政治動員中“化約主義”的手段，“夾生民主”之下更為頻繁與顯著，不必過於當真，以免反倒助其更為得勢。不過，探索一條與臺港互動的新路將是大陸今後的重要課題。何況，臺港貧富分化以及由此衍生的亂象，對大陸有著強烈的鏡鑒意義。(作者雪珥，為旅居澳大利亞華人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