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洋人”小傳

 

艾倫·R·鮑因頓（Allen·R·Boynton），美國醫務工作者。1901年12月11日出生於紐約。1928年，鮑因頓夫婦在上海美國安息日會創辦的衛生療養院作培訓護士工作。1937年，應邀來到武漢管理剛開辦的武昌東湖衛生療養院，在日軍飛機的轟炸中將設備及物資安全帶到武漢。1938年10月26日，武昌淪陷，2萬難民逃入東湖衛生療養院，鮑因頓予以保護，並組織施粥及衛生防疫，阻止日軍進入難民營。1940年底至1941年初，鮑因頓夫人帶著一兒一女輾轉香港回到美國，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鮑因頓搭乘最後一班輪船回到美國。1986年9月12日逝世，享年85歲。（陳勇）

 

1938年，日軍侵佔武漢後，美國教會創辦的東湖衛生療養院接納了2萬武漢難民。2007年，我市“布衣參事”陳勇發現了文獻中不曾記載的一條線索：當年在這家療養院裏，一名瘦高個兒的美國人保護著難民不受日軍的侵擾，還為他們施粥、看病，難民們都叫他“鮑洋人”。這一發現率先在本報披露。

 

“鮑洋人”是誰？陳勇和網友們經過3年多尋找，終於在大洋彼岸找到了他的音訊——名叫艾倫·R·鮑因頓的美國人，當年是療養院的總務經理，在他的庇護下，2萬武漢難民在那裏安全生活了半年多。2010年，這段塵封的歷史被掀開，網民們將鮑因頓稱作武漢的“辛德勒”。

 

追憶

 

難民袁秀英回憶“鮑洋人”：

 

他格外關照我這個小朋友

 

86歲的袁秀英祖籍河南，從小失去父母，4歲時，姑姑帶著她來到武漢，住在武昌楊家灣一帶（現在的黃鸝小區）。

 

站在當年的東湖衛生療養院大樓前，袁秀英仿佛回到了77年前。她清晰記得，當時這棟大樓周圍搭滿了窩棚，她住在一棵大樹旁邊的棚子裏。

 

1938年武漢淪陷不久，日軍經常到楊家灣等地掃蕩。袁秀英説：“我那年還不到10歲，聽到打槍嚇得直哭。日本人到處搶東西、搶姑娘伢，灣子裏的姑娘們都戴上帽子，把臉上塗黑。有一家人本來要娶媳婦，聽説日本人來了，只好讓新娘東躲西藏。我和家裏人一起躲進塘埂子，天黑以後，家人把我送進了難民營。”

 

對那個瘦高個兒、黃頭髮、會講中文的“鮑洋人”，袁秀英的記憶深刻：“我們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他，他帶著跟我年紀差不多大的兒子一起給大家施粥，還經常到沙湖那邊運一船米回來。”

 

等待施粥的難民非常多，袁秀英的個子很小，被大人們擠在人群中，“鮑洋人”主動招呼她：“小朋友，來，先把你的飯添了。”

 

當年做飯要燒柴，袁秀英有時候會在院子裏幫忙揀柴禾。“鮑洋人”看到後怕她背不動，叫她不要再揀了，好好休息。

 

“鮑洋人對窮人都蠻好，他給很多人看病、照顧我們。有一次有個大哥哥打我，他發現後馬上制止，後來那個哥哥再也不敢打我了。”袁秀英説。

 

70多年過去了，袁秀英一直都不能忘記救命恩人：“我有時候做夢，還會夢到鮑洋人。”

 

 

得知武漢人民還記得自己的父親，小鮑因頓（前排右）特地在自己的生日蛋糕上，用中文寫了“生日快樂 武漢”幾個字。前排左為小鮑因頓的太太，後左是他們的女兒，後右是小鮑因頓太太的弟弟 陳勇供圖

 

發現“鮑洋人”的陳勇和當年的小難民袁秀英老人在原東湖衛生療養院講述歷史 彭年 攝

 

張學良“謝恩捐建”東湖衛生療養院

 

近日，陳勇帶著記者走進東湖邊一棟被閒置的品字形四層舊洋樓，這就是“鮑洋人”當年保護難民的東湖衛生療養院舊址。旁邊一棟美國式別墅，是他和家人以及院務人員居住的地方。

 

 

記者看到，舊洋樓的內部建設非常人性化，配有電梯，其墻角設計成圓弧形，避免有人撞上去受傷。水磨石地板上的圖案也非常精美，呈現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風格。

 

據武漢方志記載：“1935年，安息日會在武昌東湖創立衛生療養院，耗資25萬銀洋，其中10萬銀洋係張學良感謝該療養院之創辦人米勒耳（H·w·Mil1er）幫助他治病而捐助的。該教會醫院規模、設備、技術在建國前的武漢佔有絕對優勢。”

 

另一條記載稱：“療養院佔地600余畝，建築設備均為當時一流。1938年武漢成為事實上的‘戰時首都’，蔣介石曾住此醫院內，因該會有美國教會關係，屋頂遂刷有美國國旗，以防日機轟炸。”

 

武漢保衛戰前後，這家療養院不僅為馮玉祥、李宗仁等軍事將領療傷，也冒著危險搶救過被日軍飛機炸傷的普通百姓。當時，療養院還建有護士學校、平民小學等，小學收教徒子弟，也收附近農民漁民子弟，學費低廉。對於平民百姓看病，只適當收取不多的藥費。

 

“鮑洋人”攔住不讓日軍進難民營

 

1938年武漢淪陷後，日軍將華中司令部設在東湖邊上的武漢大學內，與現在的東湖風景區隔湖相望，最近處不到400米。日軍經常對東湖西岸進行掃蕩和騷擾，周邊很多百姓為了躲避日軍，跑到東湖衛生療養院裏避難，後來一些市內的平民也跑到那裏，療養院成為一個大難民營，最多時容納了2萬難民。這段史實在文獻中有詳細記載。

 

陳勇撰寫的《東湖療養院的“辛德勒”故事》，于2007年6月4日在本報刊發，披露了倖存者對“鮑洋人”的回憶——

 

“自小生活在海光農圃的周榮亨先生説：‘米醫生是院長，醫療技術非常高；鮑洋人負責總務，也會一些醫療器械的操作……在東湖的楊家灣（現黃鸝小區）到療養院（今聽濤賓館）—帶，幾座山頭都住滿了人。到處都是用蘆席、稻草、樹枝搭的小窩棚，—個挨著一個，密密麻麻的。這成千上萬的難民，他們都能叫出一個美國人的名字——鮑洋人。一有事就喊鮑洋人，他一來，攔在前面，日本人就不敢過來了。’”

 

“83歲的畢長生老人説：‘那時我經常到東湖邊上放牛，躲日本人時每次也是往難民營跑。難民營的院子是用鐵絲網圍起來的。鮑洋人個子比米洋人高，每次日本人來了，總是鮑洋人出來，與日軍交涉，不許日軍進入難民營。’”

 

當年的護士陳慈愛還記得，“鮑洋人”的英文名字讀音為“Boynton”。

 

每天給難民施粥看病

 

 

根據老人們的回憶，當時搭建在療養院的棚子有上萬間，到那裏避難的人數保守估計在1萬以上。這麼龐大的難民隊伍，“鮑洋人”、“米洋人”等院方負責人首先面臨的就是解決吃飯的問題。

 

2010年，81歲的畢子謙老人接受媒體採訪時説：“我跑進去的第一天沒有吃飯，第二天人多了起來，美國人開始給我們發點米，後來就煮稀飯，每天兩次用板車推著一個大木桶定點送……當時就鮑洋人一個人在維持秩序搞管理，他又瘦又高，黃頭髮，人蠻好，蠻直爽。”

 

如今，曾經的難民大多已經過世。記者此次在武昌黃鸝小區見到86歲的袁秀英老人，她是目前仍健在的、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之一，她説：“我們沒有吃的，鮑洋人他們就給每個人發一個洋瓷碗（即搪瓷碗），一人一碗稀飯。”

 

當年由於環境惡劣、營養不良，很多人抵抗力下降，難民營出現了皮膚病、瘟疫等疾病。袁秀英回憶，很多人生病了都找“鮑洋人”，她頭上長了疥瘡，“鮑洋人”安排護士每天給她搽藥，“我們在難民營住了半年多，要不是鮑洋人他們的保護，當時不曉得要死多少人”。

 

陳勇後來查到1943年出版的《武昌事變救濟難民事業實錄》，書中記載，東湖衛生療養院救助難民2萬左右，在“救濟事項”中詳細記錄了“賑米5000擔 賑油3000斤 賑鹽3000斤 賑面50包”等，此外還有“種痘7000 注射5000”等防疫記錄。

 

1939年4月張仁蠡偽武漢市政府成立，這個難民營被強行解散。

 

“鮑洋人”之子：

 

死後就把我埋在東湖邊

 

2010年春節期間，經輾轉聯繫，陳勇收到“鮑洋人”兒子、81歲的小鮑因頓從美國發來的電子郵件。小鮑因頓在郵件中説，他生於上海，1938年末或1939年初和媽媽、妹妹來到武漢，當時日本人侵佔了漢口。他們住在武漢一個湖邊的醫院旁，父親當時是管理人。

 

小鮑因頓和父親一起下湖，經過一個入口和運河，到一個比較小的湖，再到村子去買米，給醫院做口糧。他和妹妹有時會從父親做的筏子上跳到湖裏游泳。

 

小鮑因頓還記得，自己和父親、護士、醫生一起去難民營看病人，病得嚴重的就送到醫院。父親會定期在晚上去難民營。

 

1941年夏天，小鮑因頓和母親、妹妹一起回到美國，父親在12月7日後才回到美國。

 

2010年11月，武漢電視臺記者龔雪娟在美國肯塔基州列剋星敦市小鮑因頓家中採訪了他，後來在武漢播出的一期節目中，小鮑因頓説：“我盼望能夠再次重返那棟建築……希望有一天，我能回到武漢童年生活的地方。但是我的健康不允許，如果有一天我死去，就把我火化埋在東湖邊。”

那次採訪，龔雪娟還帶回了小鮑因頓寫給陳勇的一封信，他感謝中國人民依然記得他的父親。被陳勇珍藏的這封信上寫道：“我也想謝謝你，陳先生，因為你想把那些倖存者和我父親的故事找出來，他有幸在其中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他們的故事應該永遠成為武漢這個城市歷史的一部分。”（記者黃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