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為救援讓路體現莊重

文體明星和娛樂公司的輿論影響力，不應被完全視為一種私人財産，而需在必要的時候被用於公共利益的踐行。在這個意義上，國內娛樂公司和娛樂明星主動選擇停止或暫緩部分娛樂活動，並不單純是商業利益上的考量，而體現了明確的負責任的現代公民意識。

8月12日深夜，天津濱海新區某公司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造成了慘重的人員傷亡。事發第一時間，即見諸多娛樂明星在微博等公共平臺發佈消息，在對災情予以關切、對遇難者表達哀悼的同時，也呼籲民眾平復情緒、理性應對，不要因盲目衝動而影響現場救援。

8月13日，國內各大娛樂公司紛紛將原定於本日舉辦的多個大型活動取消，未能取消的也在程式上大大簡化，並在進行過程中納入了致哀環節。如劉亦菲和宋承憲的新片發佈會直接延期至9月30日電影上映前；而熱映影片《滾蛋吧！腫瘤君》在廣州的宣傳活動上，導演及兩位演員均身著黑色T恤、表情沉重，原定的一些訪談環節也被取消。

事實上，不獨娛樂明星和娛樂業，我們在8月13日這一天可以明確感覺到整個社會氛圍，包括輿論氛圍，均體現出了某種肅穆和莊重的氣氛。在公開或私人的言談領域，除圍繞事件展開的相關爭論外，甚少看到不合時宜的娛樂信息或娛樂事件的交流行為，“段子手”和“惡搞專家”們亦板起面孔，或沉默，或加入致哀的隊伍。就連謠言的流傳和輕信現象，也較以前大為少見。這表明，我國民眾在看待和處理類似的突發事件時的心態和姿態，比2008年的汶川地震時期顯得更為成熟、更加負責任，是一種不容忽視的進步。

其實，在重大的災難性事件發生時，對娛樂色彩較強的文體事件做取消或暫緩的安排，是傳統悠久的國際慣例，其中尤其涉及演出、比賽、發佈會或粉絲見面會等需要聚集人群的活動。一般情況下，大型突發災難性事件發生後，體育賽事需要安排默哀或致哀環節，各種地面娛樂活動最好取消，就連電視臺也應暫時停播部分娛樂節目，給新聞節目更多的時間。

如2014年8月，中國足協就要求國內各級別和類型的聯賽及俱樂部在9日和10日進行的各項賽事中舉行默哀儀式，以悼念雲南昭通魯甸地震中的遇難者；而2011年日本福島地震發生後，日本國內絕大多數電視臺都停播原定的娛樂節目和廣告，將播出時段為地震救援情況讓路，同時藤原紀香、福山雅治等娛樂明星也將演出及宣傳活動延期舉行。

如果説以往這類處理方式大多是在相關部門的政令之下完成，那麼本次我們看見了娛樂業的很多企業積極主動地履行起了這一職責。雖然有秩序的現代社會建立在各行其道、各安其事的運作邏輯之上，但當災難性事件發生時，從人道主義和公序良俗的角度考慮，娛樂行業應當盡可能將有限的傳播和注意力資源讓渡給災情的救援和報道活動。

總體而言，中國的娛樂業正走向成熟，這種成熟並不以商業上的巨大成功為標誌，而是以建立一種超出娛樂自身的負責任的公民群體形象為標誌。在現行社會機制，尤其是明星制的強大影響下，文體明星和娛樂公司得以獲取在傳統上只有媒體和公共機構才有的輿論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不應被完全視為一種私人財産，而需在必要的時候被用於公共利益的踐行。在這個意義上，國內娛樂公司和娛樂明星主動選擇停止或暫緩部分娛樂活動，並不單純是商業利益上的考量，而體現了明確的負責任的現代公民意識。

不難發現，從2008年汶川地震到現在，中國的娛樂業正在以日趨莊重的姿態，在各種災難性事件的處理過程中發揮積極、有益的作用。無論是微博上的理性呼籲，還是憑個人輿論影響力發起募捐和民間救援，抑或如本次的多個大型娛樂公司選擇取消發佈活動，並在多個場合向遇難者致哀，都體現了一個日漸成熟的娛樂業所應具有的莊重品質。

理性、建設性的輿論環境與公民身份有賴各行各業的意見領袖對公序良俗的維護。在本次事件中，娛樂業紛紛主動為致哀和救援“讓路”的行為，便體現了這個擁有巨大輿論影響力的群體的莊重與自重。

常江(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