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慈欣提供了中國當下"嚴肅小説"所不能提供的東西

不出所料，劉慈欣拿到了有“科幻界諾貝爾文學獎”之稱的“雨果獎”，令人驚訝的是：與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時引發激烈爭議的情況截然相反，搜索網絡意見，一片讚美、祝福之聲。

 

同是獲獎，反差為何如此之大？

 

一方面，在科幻小説創作領域，劉慈欣是國內目前唯一能達到國際水準的作家，他獲獎堪稱眾望所歸；另一方面，《三體》雖為類型小説，卻提供了中國當下“嚴肅小説”所不能提供的東西，閱讀它的快感與收穫，遠超許多“純文學”之作。

 

具體而言，《三體》包含了小説藝術中最誘人的兩個因素，即：崇高之美與營造新世界。

 

先説崇高之美

 

人類熱愛小説，因為它磨礪著我們的道德敏感。

 

從《簡·愛》中，我們讀懂了男女人格平等；從《湯姆大伯的小屋中》，我們讀懂了種族不應成為人性的藩籬；從《九三年》中，我們讀懂了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從《安娜·卡列尼娜》中，我們讀懂了愛的苦難與尊嚴……站在小説之上，我們可以更充分地去檢討生活。

 

《三體》的魅力，就在於它提供了類似的高度。

 

所有作家都想寫崇高，但能寫成功的卻很少，因為崇高需要巨大的矛盾衝突，要通過悲傷、苦痛來傳達，只有展現人性的局限，直面世界的複雜，並對永恒懷有深深的敬畏，才能真正震撼讀者的心靈。

 

在《三體》中，葉文潔因理想而瘋狂，但最終“三體世界已經讓我厭倦了。我們的生活和精神中除了為生存而戰就沒有其他東西了”，為了建設新秩序，傷害這世界的豐富性，以建造天堂的名義，人類收穫了枷鎖。

 

因信仰而自戕，生而為人，我們可能逃脫這個宿命嗎？而當噩運降臨時，除了信仰的力量，我們還能依靠什麼？在最根本處，人人都是命定的失敗者，可為了整體的生存，又必須猶猶豫豫地站出來，帶著“無法拯救”的焦慮去拯救。

 

面對無限浩瀚的宇宙，劉慈欣始終沒有放棄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寧可為此自我放逐、忍受孤獨。不論是程麗華由善良溫存轉向虛偽兇狠，還是葉文潔因不斷拷問良知而變得冰冷堅硬，都展現出作者對人性的深刻反思與無奈。在劉慈欣筆下，帶有濃烈的宗教情感，在堅信技術至上論的同時，有一份冷靜的無奈。

 

總有一種苦難，會徹底擊垮我們，但我們只能繼續前行，正是這種獻祭式的悲情與執著，成就了《三體》的崇高之美。

 

再説營造新世界

 

小説的義務就在於營造出一個虛擬的新世界，讀一本小説，猶如經歷一次人生，只有小説，才能以最快捷的方式，不斷刷新讀者的生命體驗。

 

常説劉慈欣小説“宏大”，因為他致力於營造一個“世界體系”，這個體系異常完整，有自己的規則與邏輯。單從想像看，《三體》未必獨特，幾乎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宇宙模型，但能否讓它合乎邏輯、栩栩如生，並能將情感帶入其中，則是另外一回事。

 

在當下中國小説中，許多“新世界”只是一個個孤島，如某村、某街道、某單位、某行業之類，其獨特的運行規則源於它與外部世界相互隔離，只有在封閉沒被打破之前，其存在才有合理性，可在全球化時代，這種封閉的“新世界”究竟有多大啟迪價值？除了讓作家沉浸于小情趣中自我麻醉，能揭示多少存在的真相？

 

“新世界”的單調匱乏，給了《三體》以機會。

 

《三體》的思考是大尺度的，不論是“反人類中心主義”，還是“反烏托邦”，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均有較大落差，執著于傳統的細節描寫，只能自縛手腳。

 

其實，《三體》世界的合理性源於科學的合理性，而不是經驗的合理性，像相對論、量子理論、超弦理論等，遠超普通人的常識，但劉慈欣引入這些理論不是為了科普，而是為了讓讀者看到世界的豐富性與差異性。在劉慈欣筆下，曾被牢牢掌握的科學不再是只會為人類服務的“乖孩子”，它越來越像一個正在迅速收緊的繩套，如果説老一代科普作家更專注于描繪科學會給我們帶來多少紅利的話，則《三體》對人與技術能否和諧相處，持有深刻的焦慮。

 

《三體》有豐富的細節，但其中人物卻非完全寫實，而是帶有強烈的象徵意味，清晰的背景與模糊的操作者，讓人感到這個“新世界”的詭異：我們並非主宰，我們更像宇宙中一堆充滿變數的零件。

 

劉慈欣能做好 為什麼別人做不好

 

嚴格來説，所有學習寫小説的人都會從崇高之美與營造新世界開始，這是作家的基本功，也是經典文本提供的規訓。離開這兩個基礎，則小説魅力盡失，可問題在於：為什麼劉慈欣能做好，別人卻做不好？

 

這與科幻小説的獨特性質有關。

 

在科幻世界，你可以盡情營造“新世界”，不用擔心它與現實的關聯，更不必承擔公允、客觀和渲染正面價值的責任，作家只需校驗自己的想像是否太俗，這就接近了小説創作的本質。

 

嚴肅小説很難同樣任性，因為有太多東西不能寫，特別是要考慮寫黑暗與寫光明的比例問題，還要把虛幻的正能量塗抹得具有真實感，所以只好把背景放到不易引發聯想的小環境中，莫言們只有寫小村、小鎮才是靈動的，一旦走入城市，立刻變得支支吾吾、毫無光彩。從來如此，在不得不謹慎抱怨的地方，其生命力亦被閹割。

 

嚴肅小説當然也想寫崇高，但現實就像米蘭·昆德拉曾説過的那樣，沒有了好與壞的衝突，只有好與更好的衝突。缺乏足夠的落差，崇高缺乏合理性，硬寫出來，也是劣作。

 

在《紅高粱》家族中，莫言找到了一個漂亮的解決方案，即寫“我爺爺”，通過豪邁的“我爺爺”，到辛苦恣睢的“爸爸”，再到沒種、退化的“我”，將崇高與現實巧妙地連接起來，可問題是，當生活需要更具體的解決方案時，靠魔幻與傳奇的大補丸，其效用究竟能維持多久？

 

劉慈欣的幸運是，他寫的是宇宙，就算被毀滅、被顛覆，也沒人關心與問責。翻開歷史，變動時代往往也是神話最發達的時代，而神話能被接受，因為作為反映現實的鏡子，它更曲折，也更有趣。

 

當“純文學”成了繁瑣現實主義

 

不否認，劉慈欣的寫作帶有娛樂性，不屬於“純文學”，他對現實的關注有限，因為科幻小説的形式決定，只能間接切入當下話題。

 

但，如果説“純文學”就是繁瑣現實主義，就是一大堆寫作技巧，乃至方言的堆砌、個體猥瑣審美的集合，那麼，這種“純文學”事實上已經背離了“文學”，而成了偽科學。它虛擬了一個高度，然後居高臨下地去訓斥讀者，以掩蓋其攫取資源、對社會毫無貢獻的本質。

 

小説“怎麼寫”是重要的，但“寫什麼”同樣重要，小説應該參與生活，應該發表意見。回望小説史，在技術上有硬傷的名著比比皆是，但沒有它們，人類的精神難以提升，文明的力量會被弱化。

 

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讀者都感到滿意，但劉慈欣的案例表明，只要有個性，有關懷，有思考，有真正價值，大多數讀者還是願意採取相對寬容的態度。相反，沉浸在小圈子中，執著于“黑話”式的話語體系，遠離現實，只迎合封閉甚至是虛假的價值觀，以讀者“看不懂”“不看”為榮，這不僅耽誤了作家的才華，而且會讓小説走入絕境。

 

在多元時代，“純文學”只是一個坐標，小説應有更多的突圍手段，從這個意義看，劉慈欣贏得“雨果獎”，比得“諾貝爾文學獎”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