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日本軍票索償無果的香港老人：要討回公道正義

“我最希望能夠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政府兌回自己手上的軍票。萬一不行，就會留給下一代繼續爭取(兌回軍票)。”今年89歲的香港市民林彥斌，一邊翻看著手中一迭迭泛黃的日本“軍用手票”(軍票)，一邊唸唸有詞訴説。

7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香港同時結束“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歲月。日本給香港留下的除了一段艱苦的歷史記憶，還有大批日本發行的軍票，迄今仍未兌回半分。

多年來，由手持軍票的香港市民成立的香港索償協會，每年的7月7日(“七七”事變)、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等中國抗戰重要紀念日，便會發起遊行、風雨不改，前往日本駐港總領事館，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步履蹣跚的林彥斌，每次都參與其中。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之時，林彥斌只有14歲，一家三口住在九龍尖沙咀區。他憶述，日軍攻佔香港後，很快就宣佈發行軍票，強迫香港市民以港元兌換，“如果有人不去兌換，在身上或家中搜到港元，就一定殺頭。”

長于小康之家的林彥斌只好跟隨父母，到位於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附近的匯豐銀行排隊，與許多香港人一樣，無奈地將血汗錢奉上換成軍票，“當時有日軍睇住(看守著)人排隊兌換(軍票)。”

據香港索償協會的資料，日軍最初規定每2港元兌換1日元軍票，至1942年7月23日改以4港元兌換1日元軍票，1943年6月硬性規定軍票為香港唯一合法貨幣，港元和其它貨幣一概禁止流通。日軍搜刮到的港幣、外幣，則被運往澳門購買軍用品、日用品等。

日軍佔領香港，除了改變了港人手上的貨幣，還帶來社會動蕩，破壞了許多人原本平靜的家庭生活。林彥斌的父親眼見淪陷後百業蕭條，乾脆結束小生意，一家原本無憂的生活變得艱難，失學的林彥斌更要到處尋找工作。

林彥斌説，自己算是幸運，經朋友父親的介紹認識了一位朋友，繼而可以在一家雜貨舖打工，“香港當時米糧很缺乏。每週我回家一次，老闆都送我油和食米。我好好彩(很幸運)有這份工，才能保命活到今天。”

但大部分香港人就沒有他那麼幸運了，生活水深火熱，餓殍載道。林彥斌也曾耳聞目睹日軍虐殺平民，包括日軍為解決糧食不足，在街上強拉平民，然後一船船運出公海殺害或載往孤島自生自滅，有的則運往海南島勞役餓死。

林彥斌還依稀記得，日本投降前香港糧食價格達到了最高峰，“最初每斤大米要17日元軍票。最後，每斤大米升到300日元軍票，每斤生油也要300日元軍票。”

“在收音機聽到日本投降，大家都好(很)開心，但接下來是憂慮。憂的是日軍一走了之，手上軍票變成廢物。”時至今日，家裏仍存放10萬多日元軍票的林彥斌説，當初父母用20至40萬港元兌換而來的軍票，可買許多東西，“上世紀70年代，九龍紅磡一間600多呎(約55平方米)的住房，只需3萬多港元。”

“如果我的身體允許，一定會繼續站出來，支持香港索償協會的遊行，爭取日本道歉賠償。”林彥斌也有另一個心願，就是香港後世銘記每年8月15日——香港重光紀念日，毋忘香港日據時期的慘況。

包括林彥斌手中的10萬多日元軍票在內，日本當年在香港發行約19.5億日元軍票。香港索償協會主席劉文指出，至今，約3500個家庭已經在該會登記，他們手中仍持有約5.4億日元軍票。他個人也保存著父親、叔伯留下來的8萬多日元軍票。

出生於1939年的劉文，是二戰的第二代，近年背負起許多香港人向日方追討道歉賠償的使命。他説，1993年起，該會在日本法院共進行28場官司，要求日本將每1日元軍票，兌作200日元作賠償。

但劉文説，該會雖在1998年獲日本地方法院承認日軍發行軍票的事實，但法院稱由於日本尚未訂立賠償法，故日本政府未可作出賠償。

“你説你未有賠償法，可是已經過了十幾年，為何還不立法賠償呢？這就是拖賴。”劉文説，每張日本軍票上都印有“此票一到即換正面所開日本通貨”的字句，説明每張軍票兌現是有保證的。

劉文補充，當年香港的軍票是由橫濱正金銀行負責發行，這家銀行是今天三菱東京UFJ銀行的前身。三菱東京UFJ銀行是三菱公司屬下的子公司。他質疑，三菱公司已就二戰時強徵中國勞工一事道歉賠償，為何不解決當年在香港發行軍票的問題。

“我們今時今日不是要靠這些錢(賠償)吃飯，最重要的是討回公道和正義。”劉文説，許多港人當年面對財産損失，甚至一夜破産，不少人含恨而終。現在大部分親歷日據時期的老人已經逝世，希望早日成功追討日方道歉賠償，讓逝者得到安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