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訪日手記(二):日本經濟真的那麼糟糕麼?透過GDP看日本故事另一面

編者按:近段時間以來,中國國內輿論對日本的關注有增無減,中國赴日旅遊遊客也繼續呈現井噴式增長。然而,我們真的了解日本嗎?——在參加4月3日由環球網和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共同組織的首屆“中國網絡名人日本行”活動時,《人民日報》社高級記者丁剛表示,“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才剛剛開始”。今日起,環球網陸續推出丁剛老師的系列評論文章——《如何認識我們的近鄰日本》,每天一期,共五期,歡迎廣大網友的關注和參與!  

 

我與同行的北大教授張頤武的交談很快就轉移到了人口問題。張教授在日本留學多年。他説,日本人口現有1億2千多萬,比五年前下降近100萬,“他們非常擔心在不遠的將來,人口會跌到1億以下”。老齡化被很多學者用來確定日本經濟的黯淡前景。

 

恰好當天的《日本時報》刊有一篇文與人口問題相關的文章。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1/4。由於老齡化,日本缺乏勞動力,目前在日本的外國勞工已近百萬,其中有35.5%為中國人,其次是來自越南、菲律賓和巴西的勞工。尼泊爾赴日勞工近年來增長顯著。

 

走進日本,老齡化就不再只是數據。酒店外指揮停車的是老人,風景區打掃衛生的是老人,開計程車的還是老人。連酒店的電梯中都擺著一個圓凳,據説是為了方便老人。

 

在日本停留期間,也像往常一樣,總會從報紙上讀到經濟發展的負面消息。日本央行公佈的今年一季度企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日企信心幾乎降至三年來最低。全世界的經濟學家似乎都在談論這個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長達20多年的停滯還會延續多少年,安倍的刺激政策能否扭轉頹勢。

 

可當我走進日本,短短幾天,就感覺到了GDP之類數據無法顯現的日本故事的另一面。有“日本通”之稱的蔣豐先生告訴我們,有人對中國新建大樓與日本老建築做比較,結果發現,中國有些窗戶的外框表面會劃破手,日本的內外框同樣光滑。

 

同行的環球網副總編石丁引用了另一個數據來説明日本企業的強勁,湯森路透評選出的《2015全球創新企業百強》中,日企有40家入榜,超過有35家的美國。甚至看上去負面的老齡化,也在成為下一個增長點。全球6萬多种老齡産品中,中國市場有2千多種,而日本則有4萬多種。

 

從數據上看,日本政府早就入不敷出該破産了,欠的債是GDP的240%。但是,這些公債一是掌握在日本企業手裏,二是存在日本老百姓的帳戶中,是全體日本民眾在替國家扛著債務的負擔。只要他們對這個國家有信心,就不會出問題。

 

這個數據也讓我立刻聯想到了在日本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場景。每當遇到路口,就會看到所有車輛一個跟著一個整整齊齊地排隊等候,有的時候會排成長達三四百米的車隊,沒有一輛汽車搶到前面去加塞,中間和右側的車道暢通無阻。我去過很多歐美國家,從未見到過這樣井井有序的場面。當秩序被一個民族視為集體行為的準則,這個民族就一定會生發出非同尋常的凝聚力。高速公路上的場景雖與經濟無關,卻是我們在分析日本經濟時需要考慮的一個因素。

 

談到經濟。在日本生活了28年的林先生還説了四點,一是物價十多年基本穩定;二是貧富差距不大:三是房價漲幅很小;四是收入雖多年未增,消費也低迷不振,但失業率很低。

 

林先生告訴我,在經濟最糟糕的時候,有時一個季度GDP就掉下去兩位數,對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大影響,很多人都拿不到年終獎。最嚴重的莫過於失業。但即使失業,生活也不至於一下子落入深淵,因為大家都能拿到一定的救濟金。在日本,只要有固定地址,就能申請“低保”。錢雖不多,但吃飽飯沒問題,孩子上學也是免費的。日本實行全民醫保,覆蓋了絕大多數人群。交多少錢根據參加人年收入來定,窮人交的少,富人交的多,體現了社會公平。

 

記得以前有位美國記者對各國都市街頭行人步行的速度做過測量,結果發現日本人走得最快。由此推論出日本人工作節奏快,很勤奮,也很辛苦。但這只是一面,我在東京一個小區中看到的是寧靜而舒適的生活。與幾位大阪的同行交談,了解到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年輕就業者的生活,也並不像我們想像中的那樣承負著沉重的壓力。

 

一位在這裡工作多年的中國年輕記者説,他最羨慕的是日本年輕人擇偶並不看重對方是否有房。在東京、大阪等都市,選擇偏離市中心的地方,租一套五六十平米的房子,月租大約五六萬日元(3000—3500元人民幣),差不多相當於一個人月工資的四分之一。如果是買房,按揭最高可達35年,利率只有2%到3%,甚至更低。有了孩子,上學幾乎不要錢。有了固定工作,就會有醫保,也就沒什麼後顧之憂了。兩個人的月收入如果合計能達30萬日元以上,會感到很穩定。

 

丁剛訪日手記(二):日本經濟真的那麼糟糕麼?透過GDP看日本故事另一面

東京市郊一個小區正在出售的房屋樣板房(作者供圖)

 

丁剛訪日手記(二):日本經濟真的那麼糟糕麼?透過GDP看日本故事另一面

出售房屋的價格牌(作者供圖)

 

1968年,日本GDP總量超過西德,達到1000億美元,從而在經濟規模上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但這一年日本的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20位。1971年,日本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3年後增加到了3000美元。日本人均GDP從10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再增加到3000美元所用的時間分別只有6年和3年,不僅在速度上大大快於西方發達國家,而且也基本保持了社會穩定。日本成功避開“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説是個奇跡,但這個奇跡不只是因為日本經濟發展快、日本人更勤勞、日本公司效率更高,更是因為它建立了一個較為公平的分配製度。

 

在上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以後,在80年代的經濟泡沫尚未破裂之前,日本就已經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設,建立起了足以抗衡後來出現的更嚴重、更長時間的經濟衰退的力量。這些年來但凡西方國家出現較大規模的經濟危機,日本都沒能躲過,有時甚至經受危機的時間比別的國家更長,但日本都沒有一蹶不振,謎底就在於日本分配製度的“基礎建設”比較好。

 

也許,是那些嚇人的經濟停滯的數據,讓我們總以為日本人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衰退生活之中。但你不能因為不喜歡這個國家,就總是把它不好的一面展現給讀者。你不能因為這個國家總和你搗亂,就肯定它會一天天爛下去。如果一個國家能堅守四十多年的垃圾分類,建立起順暢的交通系統,都市中不再有塔吊林立;如果二十年來大多數人收入穩定,過著平平常常的生活卻能享受到較完備的社會保障,我們又該如何定位它的經濟呢?

 

這不是在給一個與中國相距遙遠的國家做評估,而是要給一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經濟大國作出準確的估計。這個國家必定是“中國夢”實現過程中無法回避的極為重要的外部能量。(作者是《環球時報》高級顧問、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