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亞：定能實現“一國兩制”美好未來

在香港回歸祖國19週年之際，香港《紫荊》雜誌日前專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相關報道摘要如下：

記者：請問您對“一國兩制”在香港19年的實踐和未來怎麼看？

王光亞：“一國兩制”來自於鄧小平先生的遠見，在中英談判後成為了制度設計，在1997年以後成為了現實。這項舉世僅有的制度安排，不但使中國政府以和平方式對香港恢復行使了主權，還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保持了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同時也為國際社會以和平方式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範例，作出了獨特的貢獻。19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是成功的，國際社會對此也是認可的。儘管“一國兩制”實踐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但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近兩年香港總有人説，香港白皮書提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顯示中央對港政策有所改變，收緊了。這不是事實。中英談判時這一點就很清楚，主權和治權是不可分的，恢復行使主權的方式就是行使治權。全面管治權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中央的權力都明確規定在基本法裏，包括：國防、外交，任命特首和主要官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進行解釋，中央在政改中的角色，等等。第二個層面是中央通過基本法授予特區行使的權力，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同時，中央未授予特區的權力仍歸屬中央。所以我們説根據基本法，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不是完全自治。

“一國兩制”對執政的中國共産黨來説是一個重要課題。我國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同時要根據“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來管理經濟、社會、法律、意識形態均不同的特別行政區，這確實會帶來挑戰。香港社會經常評論中央的對港政策是軟了還是硬了，是松了還是緊了。中央對港政策並不存在軟硬、鬆緊的問題，對具體事件的處理立場、方式取決於事件本身。不同的時間要解決不同的問題。在有些問題上，比如政改問題，中央考慮問題的側重點可能與香港社會部分人有所不同，同時又具有主導性權力。所以我要説中央的立場是一貫的。中央真心希望香港好，不會做任何事情去破壞“一國兩制”。事實上，中央在處理香港問題時保持了充分的耐心和最大的克制，例如“佔中”違反法治、破壞社會秩序，但中央很謹慎，保持最大的耐心直到事件最終平息。中央是看長遠、看整體的，不會被眼前的一些亂象所迷惑、分心，將會繼續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國兩制”，這是祖國內地和香港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我們會堅持原則，也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處理香港問題。

記者：請問您對當前香港的法治狀況怎麼看？

王光亞：香港有很多優勢，法治是其中之一。我感覺，最近幾年法治作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受到了衝擊，這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會的泛政治化，“佔中”和旺角暴亂是極端體現。這些明顯的違法行為如得不到社會應有的警覺和反對，得不到依法應有的懲罰，再過些年，人們對法治就不會那幺敬畏了，香港的法治優勢就會喪失。我希望香港社會各界、所有的政治團體、特區政府，包括執法和司法機構都思考和重視這個問題，共同維護“法治””這一核心價值。

記者：近年來，內地與香港民眾在交往中出現不少摩擦，香港出現了不少以維護本土為名、主張與內地隔離的激進團體，甚至還有公然打出“港獨”旗號的組織。您對此怎麼看？

王光亞：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內地和香港要合作而不是疏離和對抗。內地的改革開放從港澳獲益很多，港澳有困難的時候中央也全力相助。例如香港面臨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等衝擊時，中央先後推出“個人遊”、CEPA等一系列措施幫助香港穩定市場，促進經濟復蘇。同時，在內地遭遇汶川大地震那樣的特大自然災害時，香港同胞也紛紛慷慨解囊。這都充分印證了兩地同胞血濃于水的感情。內地和香港要合作共贏，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當然，兩地意識形態不同，但我相信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並不必然走向對抗，兩地仍然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也有可以互相學習和借鑒的地方。世界上有些價值是共通的，比如民主、人權和法治，但各地的特殊性也是客觀存在的，要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來實現這些價值。即使我們有不同看法，也不會公開批評香港的體制、生活方式或者意識形態，但香港“泛民”中的一些人卻常常希望在內地的變革中扮演某種角色，也有人企圖利用香港給國家製造麻煩，影響內地的政治發展進程，這是僭越“一國兩制”的行為。

當前香港新的政治勢力冒起，其中出現了鼓吹自決、“港獨”的小部分極端分子。中央對這股勢力正在嚴密關注。我想這種現象的出現有深刻而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從世界範圍看，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給很多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生態帶來挑戰，世界很多地方還沒有擺脫危機的影響。激進和極端主義在很多國家有抬頭趨勢。就香港而言，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的提高又慢于周邊的國家和地區。青年人的社會、經濟壓力很大。近幾年香港社會泛政治化，處理一些極具爭議性問題引發的分歧和矛盾，容易使青年人産生對社會、對政府的不滿。在這種大背景下，香港出現的問題並不是特有的。我相信香港社會在思考這個問題，就像人的成長一樣，有一個成長的躁動期。經過這個時期，社會政治，包括新一代從政者都會成熟起來。我相信極端和“港獨”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註定走入死衚同。

我相信，經過中央、特區和全體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夠實現“一國兩制”的美好未來！（作者 楊勇 原文刊載于2016年7月號《紫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