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路和一支軍隊——獻給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9週年暨紅軍長征勝利80週年

對於97歲的老紅軍孫金道來説，80年前的遠征給予他的最深記憶，就是兩個方面：打仗+挨餓。

 

“一年多時間差不多天天都在打，都在跑，都在餓肚子。”孫金道當時是紅四方面軍270團的傳令兵，長征開始的時候，還未滿16歲。他清楚地記得，到了西北，“才美美地睡上了昏天黑地的一大覺”。

 

“苦是真苦，不過有了那樣的經歷，就再也不擔心溝溝坎坎了。”直到今天，老人依然為自己右腿上的兩處槍傷自豪。

 

16歲的小紅軍，從此成了堅強的戰士。那麼，對於一支軍隊，這場艱苦卓絕的遠征，又意味著什麼？

 

長征，錘鍊了一支軍隊的戰略戰術

 

一支軍隊，兩條河流，兩番苦戰——截然不同的戰局，檢驗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略戰術。

 

湘江戰役，面對5倍于己的敵人圍追堵截，紅軍損兵大半，幾近覆沒；四渡赤水，面對10倍于己的敵人重重包圍，紅軍衝出包圍圈，絕地重生……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廣西北部的湘江。中央紅軍在通過國民黨精心構設的第四道防線時遇到了滅頂之災：頭上是狂轟濫炸的飛機，身後是潮水般湧來的中央軍，前方是設防堵截的桂軍和湘軍，紅軍被死死壓在寬30公里、長80公里的錐形地帶……

 

長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紅軍的手腳，也奪去了一次次稍縱即逝的戰機。苦戰5天5夜，雖然黨中央和紅軍主力涉險過江，8.6萬人的長征大軍卻銳減至3萬餘人……

 

不到兩個月，紅軍在黔北山區多雨的早春面臨的局面比血戰湘江更為嚴峻：隊伍疲憊，傷病嚴重，缺衣少糧……敵我力量之比，達到空前的40萬：3萬。表面上看，紅軍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蔣介石坐鎮西南，夢想挾湘江一戰之勇，徹底解決中央紅軍于川黔滇邊界。

 

然而，蔣介石顯然忽視了這樣一個細節：毛澤東回來了，那支靈活機動的紅軍又回來了！

 

黨和紅軍理想的航船駛進最狹窄航道的關頭，毛澤東再次闊步走向船頭——貴州，成了他力挽狂瀾的起點。

 

第一仗，西進土城受挫。毛澤東沒有戀戰，迅速渡過赤水河，作勢北渡長江。當蔣介石匆匆在長江南岸佈置幾十個團阻攔，毛澤東卻殺了個回馬槍，掉頭二渡赤水，取桐梓、奪婁山關、重佔遵義城，5天內擊潰蔣介石嫡系吳奇偉部兩個師另8個團。

 

這是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蔣介石飛重慶、飛貴陽，親自督戰。中央軍和川、黔、滇各省部隊鋪天蓋地向遵義城撲來，毛澤東卻毫不戀戰，紅軍從茅臺鎮附近第三次渡過赤水，用1個團偽裝主力繼續向西挺進川南，再次擺出北渡長江的姿態。

 

對紅軍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蔣介石，沒有吸取上次的教訓，立刻調兵向川南壓縮。紅軍主力突然回撤，從敵軍間隙穿過，四渡赤水。爾後南渡烏江，兵鋒直指貴陽——

 

這一隊奇兵，嚇壞了正在貴陽的蔣介石。守軍僅一個團的貴陽城亂作一團，蔣介石急調滇軍入黔“救駕”。

 

不料紅軍卻是虛晃一槍，繼而挺進雲南，前鋒抵達距昆明城僅7.5公里處——由於主力都趕去救蔣介石，昆明守軍也嚇得不敢出城作戰。

 

“如同威逼貴陽一樣，毛澤東只想使蔣介石調回更多的軍隊保衛昆明。”軍事專家徐焰説，“實際上，他的目標是北渡金沙江。”

 

蔣介石果然從金沙江附近撤回3個團防衛昆明，金沙江變成幾乎不設防的地帶。

 

機不可失。毛澤東揮兵三路，以每日百里的強行軍，急赴金沙江最近的3個渡口，用7條小船搶渡金沙江。

 

紅軍，就此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包圍圈，也度過了長征中最危險的階段……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産黨人創造的戰術原則。

 

靠著這樣的戰略戰術，從井岡山鬥爭到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紅軍一次次粉碎蔣介石重兵圍剿；忽視和放棄了這樣的戰略戰術，甚至不顧自身弱勢與強大敵人死磕硬拼，紅軍先敗于第五次反“圍剿”後敗于湘江之戰，一次比一次輸得更慘。

 

“‘十六字訣’改變了古往今來的勝敗標準。”軍事專家金一南指出，今天，全世界都在談論軍事革命的時候，美國人卻説，還有另一場軍事革命：毛澤東的軍事革命。

 

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就是建立在實事求是之上的創新，就是對敵情我情世情的深刻洞悉和牢牢把握。

 

日軍獨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長，在戰鬥中做了俘虜，他想自殺，做天皇的“護國之神”。這時，在八路軍那裏，他發現了一本書——正是這本書，改變了他後來的命運。

 

“這本書不能完全讀懂，但我看了一遍，如雷擊頂，使我震驚。”他所震驚的是，還在日軍兵鋒正盛的戰爭第二年，書中已經預見到將來的戰略大反攻了。香川孝志提出要見書的作者。

 

這本書就是《論持久戰》。在延安的窯洞，香川孝志見到了毛澤東，從此走上反戰之路。

 

在劣勢中尋機求生存，在被動中尋機求發展。經歷長征的淬火和抗戰的錘鍊，這樣的戰略戰術日臻完善，共産黨領導的隊伍越打越精。

 

解放戰爭之初，面對擁有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毛澤東果斷決策：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結果，地盤越佔越大的國民黨捆住了手腳，共産黨卻在輕裝前進中越來越強。待到我軍開始戰略反攻，力量對比已經悄然間發生了改變。原本計劃5年左右的解放戰爭只用了3年。

 

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背後，是統帥與士兵生死與共，是上到總司令下至基層指揮員一馬當先。在幾乎看不到盡頭的長征烈士英名錄上，僅營以上幹部就有432人。

 

土城戰役，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重掌指揮權後指揮的首次大戰，由於情報失誤，紅軍一度陷入被動。朱德總司令提出親自上前線指揮，毛澤東連吸幾口煙沒有答應。總司令把帽子一脫：“只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

 

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彈雨中。炮彈，就在朱德身邊爆炸，氣浪幾次把這位“紅軍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樣端著機槍衝進敵陣……

 

聶榮臻生前回憶，紅軍打仗，打的是黨團員，打的是幹部，每一仗下來，黨團員負傷之數，常常佔到傷亡數的25%，甚至50%。

 

相同的例子還發生在抗美援朝戰場。1950年10月，當“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距前線1000多公里的東京“第一大廈”樂觀地等待他個人盲目確定的美軍得勝班師時間時，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正乘著一輛蘇制吉普車，單車奔馳在硝煙瀰漫的戰場。

 

領先於部隊到達前線的彭德懷，及時調整作戰方針，把陣地防禦戰變為在運動戰中尋機殲敵，打了一場“世界戰爭史上少有的遭遇戰”——雲山之戰，美國陸軍王牌騎1師遭重創，1800人被消滅。

 

戰鬥結束，被俘的美軍騎8團參謀長不服氣：“沒有飛機轟炸、炮火準備，沒有坦克衝擊，班、排、連悄悄地靠過來就打，這算什麼戰術？”當他被告知這是“毛澤東戰術”時，少校參謀長滿臉驚愕。

 

大敵當前，幾乎沒有哪支軍隊的統帥會先於士兵深入變幻莫測的戰場。但，早在長征路上就“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敢，從長征路上走出來的志願軍將領也敢。

 

此時，麥克阿瑟麾下的兵力44.4萬人，各種作戰飛機1100余架、艦艇200余艘。而彭德懷指揮的志願軍，仍處在“小米加步槍”時代，全部車輛還不及美軍一個軍的裝備數量。

 

就是在這樣看似“一邊倒”的局勢下，志願軍用一連幾次大規模的戰役，把一度打到鴨綠江邊的“聯合國軍”徹底趕回了“三八線”。

 

1951年4月11日，麥克阿瑟被杜魯門總統匆匆解職。那雙曾在日本投降書上簽過字的手，卻無法簽下朝鮮戰爭的勝利。

 

兩年後的7月28日，“聯合國軍”司令官克拉克被迫簽了朝鮮停戰協議：“我成了歷史上第一位在沒有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

 

10年之後，有著“軍神”之稱的麥克阿瑟在去世前一年，留下了這樣的忠告：“誰想跟中國陸軍打仗，一定有病。”

 

長征，淬火了一支軍隊的意志精神

 

“七七”事變後，日軍叫囂：3個月內滅亡中國。

 

也許，驕橫的日軍看到了中國國力的衰敗和中國政府的軟弱，卻沒有看到一支新生的力量已經站到了抗擊侵略的第一線。

 

平型關一戰，13公里的山谷中倒下了坂垣師團1000多具屍體。以紅一方面軍為主改編的八路軍115師一戰成名，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也首次破滅。那是不少紅軍戰士第一次見到坦克和裝甲車，擔負正面進攻任務的李天佑帶著他的686團與日本精銳部隊白刃拼殺。

 

身上有6處戰傷的李天佑20歲擔任紅三軍團5師師長，長征中擔負艱巨的前衛師重任。此時，這位八路軍主力團團長，年僅23歲。

 

23天后，由紅二方面軍改編的120師設伏雁門關，幾十輛汽車在沖天大火中化為灰燼。日軍要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的“夢想”，如同雁門關下升騰的濃煙一樣隨風消散。

 

這一仗斃傷日軍500余人。單手挎槍衝在部隊前面的，也是一位身負6次戰傷的年輕戰將——24歲的716團團長賀炳炎。1935年12月，擔任紅二六軍團5師師長的賀炳炎右臂被炸爛。沒有手術器械和麻醉藥，醫生只好用木工鋸子截去了他的右臂。

 

又過一天，由紅四方面軍改編的129師再傳捷報：769團夜襲陽明堡，擊毀敵機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時失去空中突擊力量。

 

指揮戰鬥的769團團長，是比李天佑還年輕一歲的陳錫聯。19歲擔任紅四方面軍11師政委的陳錫聯，4次身負重傷，長征中三過草地……

 

不到一個月，3支長征大軍改編的八路軍3個主力師，以戰鬥姿態亮相抗日前線，讓不可一世的日軍從此記住了這樣一群渾身戰傷的軍人。

 

“那時，鬼子都知道，戴斗笠的八路不好惹。”老紅軍夏精才説，“我們多半剛走完長征，習慣打仗就像習慣餓肚子一樣，因為紅軍中多半是南方人，有戴斗笠的習慣，沒想到竟被日本人作為特徵記下來了。”

 

軍事專家趙小卓認為，八路軍的這些戰鬥之所以著名，在於經歷過長征考驗的官兵所展示的純熟戰術素養和頑強戰鬥作風，更在於從他們表現出的堅強信念：捍衛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對外來入侵最勇敢。

 

長征，錘鍊了鐵一樣的意志、鐵一樣的精神和鐵一樣的部隊。

 

盤旋在崇山峻嶺之間的大渡河，水深流急，巨浪能掀起幾丈之高，幾十里也找不到一個渡口。

 

1863年，太平天國驍將石達開率兵西進，在這裡全軍覆滅，7000強悍的太平軍慘死在清軍刀下。1935年5月下旬，剛剛走出彝族聚居區的紅軍在大渡河畔遭遇10萬國民黨大軍南北夾擊，又一次陷入生死絕地。

 

蔣介石電令：“今共軍入此漢彝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峻、給養困難的絕地，必步石達開覆轍，希各軍師鼓勵所部建立殊勳。”

 

危急時刻，楊得志率紅1團從數百里之外突然出現在安順場渡口。槍林彈雨中，17勇士駕一隻從敵人手中奪回的小船從巨浪尖上飛向對岸。

 

但船少人多，幾萬人馬無法迅速渡過大渡河。楊成武指揮紅4團以晝夜行軍240里的速度直撲瀘定橋，在敵人還未來得及毀掉這座古橋時，22名突擊隊員已經冒死攀上了搖搖晃晃的鐵索……相隔72年，兩支走過同一條道路的軍隊，最終有了截然不同的結局。

 

留在大渡河畔的奇跡，成了長征路上兩支開路先鋒——紅1團和紅4團的榮耀。美國學者謝偉思後來在瀘定橋畔，用這樣一段話表達敬意：“能夠親臨人類歷史上如此重要的地方是激動人心的。”

 

全面侵華之初，日軍並未將共産黨所領導的隊伍視為對手——這支剛剛經歷過長征的部隊人數不足4萬人，不少士兵手中的武器還是大刀長矛。

 

1938年秋天，27歲的八路軍344旅代理旅長楊得志東出太行，身邊的隊伍只有百餘人。然而，僅僅5年零3個月之後，楊得志和戰友們已經把冀魯豫邊區壯大成了擁有2000萬人口的全國最大敵後抗日根據地。

 

紅軍都是英雄漢。1939年11月7日這一天，楊成武也迎來了他抗戰歷程中的閃亮一筆。黃土嶺之戰，時任晉察冀軍區一分區司令員的楊成武指揮部隊，把日軍獨立混成第二旅團誘入山谷。激戰過後，日軍死傷900多人，“名將之花”阿部規秀也“凋謝在了太行山上”。

 

這一年，阿部規秀53歲，楊成武25歲。

 

看看這樣一組數字，就會發現年輕的紅軍將士曾經經受了怎樣的磨礪：長征中重要戰役戰鬥近600次，幾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戰，平均走365里才休息一次，日均行軍74里……一群經歷過如此煉獄的人，還有什麼硬仗、惡仗、險仗不能直面？

 

1949年1月14日，解放天津的戰鬥打響。憑藉著“大碉堡化”的堅固工事，國民黨認為津門防禦“固若金湯”。長征時期擔任紅一軍團2師政委的天津前線指揮部總指揮劉亞樓立下“軍令狀”：30個小時內拿下天津城！

 

15日拂曉，解放軍攻克天津，13萬守軍全部被殲。此時，距戰役總攻開始僅僅過去29個小時。

 

當年11月11日，39歲的劉亞樓出任空軍第一任司令員。朝鮮戰爭期間，年輕的中國空軍擊落敵機330架，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

 

戰爭舞臺就是戰將的考場。長征，淬火了一代戰將；戰火，加速了長征戰將的成長。

 

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志願軍用震驚世界的一戰，扭轉了戰場局勢，斃傷俘敵3.6萬餘人，其中美軍2.4萬餘人。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驚嘆：這是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

 

這一戰，38軍一個軍消滅的敵人，佔參戰部隊殲敵總數的33%，打出了“萬歲軍”的威名。此時的38軍軍長，就是從士兵一路成長為高級將領的年輕戰將梁興初。

 

1935年9月，紅一方面軍突破臘子口到達岷縣。這時，毛澤東麾下只有7000人，長征之初擔任團長的梁興初也成了紅一軍團偵察連連長。部隊開往何處去？還沒有明確的目標。毛澤東親自為梁興初下達任務：國民黨的報紙、雜誌，只要是近期的，各種都給搞幾份來。

 

梁興初立即帶領偵察兵化裝成中央軍開赴哈達鋪。身上有6處彈傷的梁興初這一次沒費一兵一彈，就進入這座甘南重鎮，不但找到了刊有徐海東率紅25軍與陜北劉志丹部會師的消息的報紙，還生俘了一個路經哈達鋪的國民黨少校。

 

走過千山萬水的紅軍，終於有了落腳地。毛澤東喜形於色：“我們的偵察兵，把劉志丹的根據地給‘抓’來了。”

 

敢戰、善戰，能戰、勝戰——這，就是長征將士的膽氣，就是長征將士的意志。無論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在敵後戰場，還是與國民黨軍隊殊死較量，抑或與美國糾集的所謂聯合國軍廝殺在朝鮮戰場，從長征中走出來的一代軍人，始終是這支越戰越強的軍隊的核心。

 

長征雖已結束，他們仍在創造歷史。

 

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軍出動艦艇188艘、作戰飛機184架發起一江山島戰役——第一次三軍聯合渡海登陸作戰取得勝利。戰役總指揮為長征時的紅三軍團4師政治部主任張愛萍。是役結束，張愛萍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參與領導國防尖端武器研製試驗，先後4次擔任核子試驗委員會主任委員和現場試驗總指揮……硝煙散去，璨若群星的長征戰將，又開始閃爍在人民軍隊現代化的征程上。

 

1997年10月，最後兩位老紅軍退出軍隊重要領導崗位。一位是從1982年起擔任海軍司令員，後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另一位是在百萬大裁軍後出任國防大學校長7年之久，後來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張震。

 

1934年11月，18歲的劉華清跟隨紅25軍長征，在獨樹鎮戰鬥中腿部重傷，拉著馬尾巴走完了長征路；比劉華清早一個月踏上長征路的紅三軍團4師10團3營營長張震也在土城戰役中腿部負傷，這是他參加紅軍5年留下的第3處戰傷。

 

在中國軍事舞臺，長征將士馳騁了整整一個甲子，也把長征精神永遠根植在了人民軍隊的沃土中。

 

長征，奠定了一支軍隊的勝利之本

 

1949年1月10日，歷時43天的淮海戰役結束——60萬解放軍打敗80萬國民黨軍隊，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被俘。

 

史達林聞聽此訊，在記事本上寫道：“60萬戰勝80萬，奇跡，真是奇跡！”

 

遠在莫斯科的史達林並不清楚，與60萬解放軍指戰員並肩戰鬥的，還有解放區500萬支前民工。

 

上世紀60年代初，被特赦的杜聿明陪同周恩來總理宴請英國二戰名將蒙哥馬利。蒙哥馬利問杜聿明：“你的百萬大軍到哪去了？” 杜聿明笑著指向對面的陳毅元帥：“都送給他了。”

 

戰爭的偉力在於民眾之中。早在創建紅色根據地之初，毛澤東就把做群眾工作當作紅軍的三大任務之一。一心為了群眾，緊緊依靠群眾，也成了這支新型人民軍隊區別於一切舊軍隊的最鮮明標誌。

 

長征時期擔任天全縣第一任縣委書記的李中權將軍生前回憶，紅軍的各級指揮員，既是戰鬥員，也是宣傳員，不管戰鬥多麼緊張，時刻不忘聯繫群眾，發動群眾。

 

據美國記者斯諾記載：“……僅紅一方面軍就翻越了18座山脈，其中5座經年被雪覆蓋，跨過了24條河流，歷經12省，還突破了中央軍和10個不同省份軍閥的包圍，穿過了數十年來沒有一支中國軍隊經過的10個土著地區。”

 

川西大涼山，就是斯諾所説的數十年中沒有一支漢族軍隊能夠經過的地方。

 

1935年5月，紅軍巧渡金沙江後，進入大涼山腹地。

 

擔負開路任務的工兵連遭到彪悍的彝族群眾圍攻，武器被奪走，指導員被打傷，甚至連身上的軍裝也被搶走了。誰料，紅軍戰士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彝族同胞們被深深感動了。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按照彝家的風俗，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結為兄弟。劉伯承從腰帶上解下跟隨他多年的左輪手槍贈給小葉丹，小葉丹則把自己心愛的坐騎送給了劉伯承。紅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民族解放的火種從此也在大涼山紮下根來。

 

“長期受舊軍隊壓迫的少數民族群眾第一次看到了一支不一樣的軍隊，也永遠記住了紅軍的紅五星。”歷史學家岳思平説，長征使億萬沿途民眾認識了紅軍，也為日後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取得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擔任過四川省委書記的天寶，就是從寺廟中脫掉身上的袈裟，毅然參加長征的。跟隨紅軍走到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奴隸娃子，還有擔任過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協饒登珠、擔任過青海省政協主席的扎喜旺徐……作為最早的藏族共産黨員，他們被毛澤東稱為“佛祖賜給我們紅軍隊伍的寶貝”。

 

經歷過生死考驗，他們的意志像鋼鐵一樣堅強；經歷過絕地生存，他們的生命像種子一樣旺盛。包括一、二、四方面軍和紅25軍團，30萬長征大軍，最終到達陜北的僅僅3萬餘人。然而，正是這樣一批人改寫了歷史。蕭克將軍生前回憶，抗戰爆發後，連紅軍的炊事員和衛生員，都能到敵後發動起一片群眾，創建根據地。

 

麻雀戰、襲擾戰、地道戰、地雷戰……人民軍隊與根據地群眾用迸發出的戰爭智慧，創造出一整套令日寇聞風喪膽的戰法。雖然敵後軍民沒有鐵甲戰車，但整個大地都成了抗日軍民的裝甲和偽裝。

 

“人民群眾的力量，比任何天時、地利都重要。”老紅軍強勇還記得，為了不讓狗叫，便於八路軍襲擊日軍，河北人民在4個月內打死了境內數十萬條狗。到1940年，冀中平原已是道溝縱橫——敵後武裝可隨時在溝中行動，日軍的汽車裝甲車則寸步難行。

 

淮海戰役第三階段，支前民工與參戰兵力比例達到9：1。88萬輛獨輪車，向前線送去了足夠一個城市吃上5年的糧食。歷史學者尚偉説：“人民群眾之所以能夠‘傾家蕩産，忍受一切艱難，支援前線’，是因為他們深深認識到，只有共産黨的軍隊，才是真正人民的軍隊。”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當成千上萬的市民推開家門，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濛濛細雨中，馬路兩側的屋檐下，一排排解放軍抱著槍，和衣而臥。

 

勝利之師的仁義之舉，令上海市民感動。氣象學家竺可楨在那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3點，起微雨，子夜大風……解放軍在路邊站崗，秩序極佳。

 

佔領上海的主力部隊之一為華野勁旅27軍，軍長是長征時期擔任過紅四方面軍3個團團長和政委的聶鳳智。這員有名的虎將命令部隊“瓷器店裏打老鼠”，寧肯多流血犧牲，也不使用重武器。

 

66年後的一個冬日，幾乎相同的一幕，又發生在了一座北方城市。

 

2015年12月28日，當清晨的陽光喚醒石家莊的時候，人們沒有察覺到，與他們相伴了整整46年的英雄部隊，已經悄然告別。

 

作為全軍第一個因改革而進行部署調整的軍級單位——27集團軍從河北移防山西，萬人千車動，搬遷寂無聲。從南方到北方，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一代又一代官兵始終牢記這樣的教誨：只有秋毫無犯的軍隊，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只有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軍隊，才是真正能打勝仗的軍隊。

 

……

 

指揮強渡大渡河戰鬥的聶榮臻，新中國成立後成了國防科技事業的奠基人。他把中國的運載火箭定名為：長征。長征勝利35週年的時候，聶帥親自選址，把一座大型的航天發射場，建在了劉伯承與小葉丹彝海會盟的大涼山中。

 

今天，中國航天發射已經由群山腹地和戈壁深處向大海邊邁進。就在1個月零3天前，當孫金道老人和滿堂的兒孫，在電視機前看到新一代運載火箭在新建成的海南文昌發射場呼嘯飛天的壯觀場面時，執意喝下了滿滿一碗米酒——老人文化不高，但火箭尾翼上那團火紅的標誌，卻認得清清楚楚：長征！

 

80年過去，孫金道這一代用青春熱血譜就了英雄史詩的紅軍戰士，已經越來越少。然而，就像接力飛天的長征火箭一樣，人民軍隊的新長征不同樣一日千里嗎？

 

走好每一代人的長征，這是那一代軍人的初心，也是新一代軍人的夢想。（賈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