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小確幸與小不確幸

台灣的小確幸與小不確幸

台北書院山長林谷芳 資料圖/平潭時報

 

台灣《中國時報》18日發表台北書院山長林谷芳的評論説,台灣是個典型小確幸的社會,就其長,小確幸的要求既小,容易得到滿足,這滿足,又生活隨處即是,既不須往高大上擠,不同人又可有不同風光,人人乃盡可在自己的小確幸中生活,“生活性”因此成為台灣當前文化的基底特質,而既是個可活出自己的世界,就吸引了許多大陸人士的欣賞,來此取經者更絡繹不絕。

 

然而,小確幸既是得小而足,相對的,這樣的人也可能同時就有「小不確幸」的擔憂,既關注小而確定,對小而不確定的事也就同樣敏感,你固可以因一件小而確定的幸運或幸福而高興,同樣,你也可能為一件還不能被確定的小幸運或小幸福而惶惶不安,更何況生活週遭還不只是這些小不確幸,它既多橫逆之事,你生活就更可能充滿挫折。

 

台灣當前的社會正是如此,人人可在小事中滿足,但小,也就經不起外界的風吹草動,所以相對地,人人也就可在小事中盡覺委屈與爭吵,我們電視報導的正都是這兩極上的“小事”,盡在這裡紛擾不安。整個台灣,就像個遺世獨立的小小區,為一隻貓、兩隻狗、張家短、李家長,在那裏感覺“幸福與不幸福”。

 

小,不是壞事,人好高騖遠,就徒蹈玄虛。但小,必須有厚度。所謂的“匠人”,從來就不是搞大東西的,但他既專注一事,這事就與他生命有深刻的連接,“弱水三千,但取一瓢飲”,世界就撼動不了他,而也到此,小,才有安頓可言。

 

小,其實不只指事小;小,是心胸不大。論生命,你能“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就不容易為眼前的一事一物所動,而這上下、縱橫還不只是指你所歷經事物的外相,更重要的,是心胸要能如范仲淹《岳陽樓記》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畢竟,談幸福,若只從己身而出,甚且永遠只及于己身,所謂的大,也就只是私欲橫流,雖坐擁天下,依舊心不得安。

 

然而,當前台灣這小確幸社會的小,卻是眼不及大的小,也是私心為度的小。就如此,“小不確幸”乃逐漸淩駕於小確幸,社會的不信任與剝奪感也就與日俱增。

 

談眼不及大的小,不得不承認它與近30年的政治發展有關。回歸本土的觀照相對也帶來視野──尤其是歷史視野的缺乏,而當此視野使台灣越走越小時,人們也就只能在眼前的事物求取“小而確定的幸福”,但未來既充滿不確定性,就更讓我們有隨時會被剝奪的危機感。

 

談私心為度的小,原因則更複雜。資本主義的本質、自由主義的標舉、個人權益的覺醒都是,但也與反過去的威權政治有關。集體主義既被視為毒蛇猛獸,超越于個人私利的價值追求就相對稀薄。而就此,民間儘管仍有許多利他價值的體現,臺面有話語權的卻就赤裸裸地將一切視為利益的爭取與分配,台灣的政治乃至社會運動因此就容易將單一價值無限上綱,有著強烈“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他特質,正如此,不只政客,連所謂象徵社會進步力量的團體,看似為公,卻依然就只在合於己意的小確幸與不合己意的小不確幸間焦躁不安。

 

相對於台灣,大陸的大,遇到的問題則恰好相反,因求大,使社會上許多人充滿挫折,而這大,還因改革開放後的利己價值而衍生諸多異化,所以,看到台灣的小確幸現象,就極其羨慕,但另方面,也不解台灣人為何看來容易滿足,卻又常為一點點小小的不確定大動肝火。而這個問題,台灣人因身處其中,能發出疑問的,還遠較來臺的大陸朋友稀薄。

 

“小確幸”與“安頓”的不同是個生命與文化的大問題,初始的觀照,其實就得從小確幸與小不確幸這連體嬰的關係談起,而從這,也或者最能看出台灣當前的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