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動物園初建趣史：慈禧曾親自選取動物種類

清末市民動物園觀景

 

動物園內暢觀園現狀

 

 

動物園作為北京第一個公園，它的創想體現晚清精英階層的啟蒙理想

 

作為新興公園的代表，而非單純的動物園為大眾所接受

 

清末民初，成為文人、知識分子偏愛的新型社交場所

 

動物園熱並非個案

 

伴隨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發展

 

1906年10月13日，清初開國“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鴻慈奉旨出洋考察歸來，上折奏陳歐美各國“導民善法”，曰圖書館、博物院、萬牲園、公園四事。在“萬牲園”條下具體陳述道：

 

各國又有名動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鳥獸魚鱉之屬，奇形詭狀，並育兼收，乃至獅虎之倫，鯨鱷之族，亦復在園在沼，共見共聞，不圖多識其名，且能徐馴其性。德國則置諸城市，為娛樂之區，奧國則闌入禁中，一聽芻蕘之往，此其足以導民者也。

 

端方、戴鴻慈所謂的“萬牲園”或“動物園”，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紀新興的發明。19世紀初，動物園從早期歐洲皇室貴族花園附屬的獸館中獨立出來，由倫敦攝政公園率先建造，隨之風靡歐洲。動物園熱並非孤立的個案，而是伴隨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發展，為整個歐洲市政文化革新的一部分，它與19世紀興建劇院、博物館、圖書館、大學、商會、交易所、公園的熱潮是一體的。尤其動物園隸屬於公園的脈絡，公園以及獨立或被結合進公園的動物園都被視作“都市之肺”，在擁擠污濁的城市中為市民提供漫步休閒的場所。

 

19世紀後半葉，以巴黎植物園（內設動物園）為代表，動物園的受眾由特權階層漸趨大眾化，開始肩負中下層階級休閒娛樂、陶冶情操和公眾教育的功能。動物園被視為“一個城市必須要提供的最有特色的文化標誌”，布魯塞爾一本寫于1856年的散步指南中有這樣一句話：“動物花園已經徹底滲入了公眾的生活習慣，一個人肯定會問自己，三年前的布魯塞爾居民在咖啡時間和茶點時間之間能幹些什麼？”

 

晚清中國的使臣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歐美考察政俗，因此，端方等人將動物園與圖書館、博物院、公園並置，視其為“導民善法”，頗得當時西方動物園理念之精髓。端方還于出訪的過程中選購了不少動物，為籌辦萬牲園奠定了基礎。據1907年《大公報》記載，端方在外洋養獸園選購各種禽獸共計五十九籠運送回京。除此之外，清廷亦敕令各省上供特産的動物，慈禧及一些高官也向動物園贈送了自己的收藏。

 

值得注意的是，籌建動物園與一般公園不同，購置珍稀動物尤其是跨洋海運的費用相當驚人，即使在西方，也惟有帝國的力量才能支持，而清廷以強大的財力保證了萬牲園的創立。清廷對萬牲園十分重視，早在觀看德國漢堡動物園的馬戲團表演時，慈禧即口諭：“我們也要辦一個‘萬牲園’”。籌建過程中，慈禧和光緒帝曾召見農工商部官員問詢情況，慈禧甚至親自為動物園選取各種動物種類，並將自己鍾愛的小猴貢獻出來。

 

官方創建的初衷

 

“冀于遊觀之中，兼寓研究之意”

 

在清政府的考慮中，開辦萬牲園隸屬於農事試驗場的脈絡。根據《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章程》，試驗場的設立是為了“研究農業中一切新舊理法”，因此，“為開通風氣、改良農事起見，特于場內附設博覽園以便公眾遊覽，得考察試驗之成績，發起農事之觀念；並於博覽園內設動物園、博物館，藉以開通智識及供學理之參考”。由此可見，萬牲園是包含在博覽園的理路中，官方創建的初衷是“冀于遊觀之中，兼寓研究之意”。廣義的萬牲園（或稱萬生園、三貝子花園）實際也包括博覽園至整個農事試驗場。對於萬牲園的想像和設計，體現了晚清精英階層的啟蒙理想。

 

1907年7月19日，萬牲園正式對外開放，內設動物園、植物園、蠶桑館、博物館、各式東西洋建築、茶館、餐廳、照相館等，當時的報紙讚嘆為“博大富麗，包羅萬象，為北京三百年來，中華二十一省，所沒有見過的。”根據時人的遊記，當時動物園中展出的動物計有四十多種。待民國成立後，又略添了一些動物，如參與辛亥革命的追風馬，西班牙産的綿羊、孔雀等，但更多的是由於經費支絀，管理不善，導致園中一些代表性的珍貴動物如八蹄馬、五腿牛、藍面猴和老虎的死亡。植物園是一帶玻璃溫室，東西各十間，分類種植本國及異國的植物，中央過道兩旁陳列著美麗的花草盆栽。

 

除了動植物園外，萬牲園中還設有多處茶座及餐廳，中西洋風格兼備，供遊客休憩啜茗。如豳風堂是臨池而築的五開間冰梅窗玻璃大房，有極寬大的長廊，廊下有極大的院子，皆設茶座，院外沿蓮花池也遍設茶座，可在此觀荷品茗，風景絕佳。

 

萬字樓亦稱卍字樓，因建築呈卍字形故，樓位於園正中，登樓則全園景致一覽無余。滿洲貴族闊普通武曾作《萬生園百咏》，其中《卍字樓》一詩云：“三級層軒卍字樓，園中風景已全收。西山咫尺看如畫，霧鬢雲鬟裹滿頭。”

 

觀稼軒又名自在莊，相傳為帝後觀耕之所，是鄉村風味的茅草房，前蓋蘆棚，地方軒敞。蔡東藩著《慈禧演義》中敘慈禧遊萬牲園，欽點于自在莊用膳，吩咐道：“這裡寓鄉村風味，我們且作一會鄉人。一切肴樽，求潔不求豐，宜雅不宜俗，何如？”

 

牡丹亭亦稱海棠式亭，分南北兩個半廊，合成一個大圓廊，兩個半廊中間遍植牡丹。南廊中央有一玻璃方亭，北廊中央有一海棠式玻璃廳，皆可品茗休憩。園中還設有西式的咖啡館，也叫西洋茶館，是大九開間的新式玻璃廳，四面窗戶上的玻璃共計800塊，室內陳設都是西式桌椅，提供中西式茶點和酒水。餐廳最初也是西式的，名燕春園番菜館，設于來遠樓，陳設皆為西洋樣式。菜價分四等，頭等每人銀元兩圓，二等每人一圓半，三等每人一圓，四等每人半圓，在當時頗為可觀。來遠樓共三層，第三層樓梯為旋轉式，梯形如同盤龍柱，令時人感覺十分新奇，開窗四看，全園在目。後又建燕賓園中餐館，與番菜館相呼應。這些餐廳茶座皆分設男女座，直至民國才取消。

 

園中還設有鏡真照相館，是一座三開間的大樓，館內陳設十分華美，布景和光線都很好。而且其最特別之處在於，不僅可以在室內取景，園中景色亦到處可選取，因此被時人譽為“北京第一照相勝境”。照相館且出售“博覽園二十四景”供遊人留念，價格不菲，頗具商業意識。

 

此外，園內一些代表性的景致還有松風蘿月、薈芳軒、海嶠瀛春（又稱東洋房）、暢觀樓、鬯春堂等。其中，暢觀樓是慈禧的行宮，係一幢歐式風格的紅磚洋房，“高大恢弘，華麗無比”。西邊為八角形二層，有西式盔頂；東邊是圓柱形四層，樓頂有露臺，踞全園最高處。當時北京罕見高樓，《萬生園百咏》以誇張的筆調形容登樓眺望的感受：“鋪陳錦繡更輝煌，百尺樓高炫目光。試上望臺瞻萬象，三辰星在五雲旁”。樓正面有白石橋，橋東西兩側有西洋水法，分別為銅獅和銅麒麟，口能噴水。暢觀樓迄今還保存在北京動物園中。

 

萬牲園的創立吸引了輿論的強烈關注

 

整個萬牲園內服務設施十分齊備，除了上述茶社、餐廳、照相館外，亦備有肩輿、人力車和遊船（分普通遊船和蘇氏燈船兩種）等，以為遊人提供方便。從萬牲園的佈置可以看出，它絕對不是一個單一功能的動物園，而儼然為一綜合性公園。除了異域風情的動物給遊人帶來新奇的感官刺激外，植物園的香花異草也渲染出一種花園的氛圍。此外，園中還有意識地營造了許多引人入勝的景致，尤其是多元風格的建築，並引入各種休閒娛樂設施等，遂蔚為奇觀。因此，無論是創設者的初衷，還是大眾輿論的反饋，都更多地將萬牲園作為北京新興公園的代表，而非單純的動物園來期待或者接受的。

 

“公園”的概念，大約與動物園同一時期、即19世紀中期一併進入晚清國人視野，最初都是見諸士大夫出訪歐美的遊記。1900年前後，京城報刊上多見對於“公園”的宣傳，強調公園作為現代市政的核心要素，具有文明開化的功能。1906年，端方、戴鴻慈奏請開辦“導民善法”，將公園與萬牲園並舉，提倡在北京率先設立，漸普及全國。因此，萬牲園的創立吸引了輿論的強烈關注。如《順天時報》從萬牲園動議之初到開放之後，連續刊發一系列文章，稱許其為北京“公家花園”的起點，呼籲在北京創設更多的公園，乃至推行全國。至民初人撰《本國新遊記》，亦于“農事試驗場”一章結尾處總結：“余於是場，竊有不可解者。謂其為萬牲園，則動物亦未充也。謂其為花園，則又雜他種性質于其間。無已，則名之曰公園，較為適當。”可見，雖然端方、戴鴻慈上奏時將萬牲園、公園分而論之，而在當時人看來，則合二為一，普遍將萬牲園視作翹首以盼的公園的先聲，承擔了公園的功能。

 

此前，北京缺乏合乎現代公園性質的公共空間，萬牲園的出現為北京市民提供了新興的娛樂場所甚至休閒方式。當時的北京竹枝詞記錄了京城民眾遊園的盛況：“全球生産萃來繁，動物精神植物蕃。飲食舟車無不備，遊人爭看萬生園。”另有《農工試驗場》一首：“春秋佳日遇新晴，公卿士女盡出城。京中到底多蚊蚋，消夏無如卍字亭。”

 

晚清的畫報更是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反映了這種“公卿士女盡出城”、“遊人爭看萬牲園”的情境。1907年《時事畫報》刊登《萬生園》，圖中近景是幾種代表性的獸類，有囚養的猛獸如獅子、老虎等，也有放養的鹿和猴。遊客三五成群，環繞左右，津津有味地觀察、品評，亦有人坐于湖邊所設的園椅上休憩，其中有士大夫，有女性，有兒童（甚至是懷抱的嬰兒），還有洋裝的外國男女。遠景是長橋流水，林木蓊鬱，亭臺樓榭，景致清幽。亭子中影影綽綽有遊人品茗賞景，十分優遊愜意。此亭臨湖而築，應為豳風堂，其後的高樓則可能是設有西餐廳的來遠樓。同年的《星期畫報》也有關於萬牲園的記錄，如《獸欺華人》一則的主題雖然是追問園中的老虎為何獨對德國飼養員馴順，而對中國遊客不友好，卻也在客觀上描繪了時人好奇而略帶畏懼地觀賞“中國人不常見的”猛獸如獅子、老虎時的情態。

 

晚清士大夫喝咖啡、吃西餐，領略西方文明和異域風情

 

傳統國人缺乏休閒的概念，更缺乏從西方看來 “現代”、“衛生”的休閒方式，直到1914年《市政通告》為開辦中央公園做宣傳還談到：“現在星期休息，中國已然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沒有個正當的遊玩地處，因而鬧得多數男子，都趨於吃喝嫖賭的道兒上去。”萬牲園實際上開啟了北京公園養成現代休閒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先機。當時的外國媒體敏銳覺察並高度評價了這一新變，英國《泰晤士報》在報導晚清北京的市政革新時，每每以萬牲園為一重要標誌。

 

如其1908年9月29日發表通訊《新北京》，談到北京在20世紀初的劇變，列舉鐵路、學校、警察、新式街道、排水溝、電燈、綠化等一系列新發明，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開放的萬牲園，它體現了社會和教育改革的水準，每天男女參觀者絡繹不絕。這純粹是中國人自己一手創辦的事業，所有的市民都為之自豪。這些是過去十年來工作的成就。對於了解舊北京的人來説，這是一項令人稱讚和大有希望的成就。”

 

1909年1月4日《泰晤士報》刊登《中國及其內部事務》，再次談到“帝國的各大城市幾乎都進行著市政建設，規模各異，而在北京，這變化最為顯著”，其中就包括“設計精美的萬牲園，即使是中國的高官也很樂意攜妻兒前往參觀”。

 

不過實際上，由於資費和品位的限制，萬牲園的消費群體主要還是士紳精英階層。中國的傳統文人本就有在私人園林雅集交遊的悠久傳統，中西合璧、尤其帶有皇室印記的萬牲園，很容易令晚清文人接續園林的記憶，養成在公園交遊的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公園茶座和餐廳休憩的習慣。

 

這些休閒空間對於以士大夫為主體的遊人而言，魅力並不亞於動植物園中的飛禽走獸或奇花異草。如《萬生園百咏·海棠式亭》即描摹遊客在牡丹亭品茗的樂趣：“亭圓式比海棠花，深下珠簾靜品茶。隔著晶窗數遊客，紅男綠女燦雲霞。”特別是園中引進咖啡館、西餐廳這類對於晚清國人而言耳目一新的新事物，在清末的帝都可謂開風氣之先。去咖啡館喝一杯咖啡，或者上番菜館吃一頓西餐，在當時均屬最上流的時髦。

 

《萬牲園百咏》對此也盡力渲染，可從中窺見晚清士大夫對於咖啡館、西餐廳等舶來品是如何認知和接受的。如咏“西洋茶館”即咖啡館雲：“照人粉壁白于霜，幾案杯壺凈且光。一盞噶飛（《字典》無“咖啡”二字）消宿食，勝遊疑到大西洋。”“噶飛”二字以充滿異域風味的新名詞入詩，已覺新奇；而一杯咖啡下肚，更恍然令人有置身海外之感。詩人咏設有番菜館的“來遠樓”亦表達了同樣的感受：“更上層樓倚碧窗，滿盤番菜酒盈缸。新鮮肴饌清虛府，宴客猶疑在海邦。”這倒不是詩人誇大其詞，晚清士大夫正是通過喝咖啡、吃西餐這些帶有儀式感的體驗，以消費與領略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和異域風情。

 

清高官如何消費、使用萬牲園空間

 

以晚清的一位高官榮慶的日記為例，可以一窺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消費、使用萬牲園空間，而萬牲園又如何參與構造其日常休閒、交遊的模式。據其日記，榮慶自1907年萬牲園開放伊始，至1911年居住北京期間，頻繁光臨萬牲園，尤以五月至十月，即北京最舒適的春末初秋之間為多；但即使隆冬時節如正月等，榮慶也常不減遊興，赴萬牲園逗留良久，興盡方歸。直至榮慶1912年因政權更迭移居天津後，1915年回京小駐，他依然要如同踐行某種儀式一般，赴萬牲園看山啜茗，感慨“風景依稀，自我不見於今三年矣”，其對於萬牲園的深情，可見一斑。

 

榮慶最喜歡偕家人同遊萬牲園，萬牲園因此成為其與家人聚會、共享天倫之樂的場所；此外，他也常在萬牲園約會、甚至偶遇朋友。考察其遊賞路線，最鍾愛的是乘坐蘇式燈船，沿途欣賞風景，先到豳風堂觀荷品茗，再到鴻記吃中餐，或者到來遠樓登樓觀景、吃西餐。冬天亦可乘冰床遊園。此外，去可園聽樂，赴卍字樓、自如莊（應為自在莊）、或海棠式亭茗話，在咖啡館小憩，或者照相，也都是榮慶心儀的消遣。榮慶頗喜愛照相，由於鏡真照相館隨處可取景，所以其不止在照相館內留影，而且，或于餐廳就餐前，或在園內標誌性建築如來遠樓或豳風堂畔，甚或乘燈舸，“攝影人臨流照之”，可謂花樣多端。

 

由上觀之，首先，萬牲園已成為榮慶及其家人、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對赴萬牲園遊憩的休閒模式逐漸習以為常，甚至養成了吃西餐、喝咖啡、照相等西式的生活習慣。其次，對於榮慶這類的士大夫而言，萬牲園最具噱頭的動物，對他們卻不是最具有吸引力，他們反而更欣賞其中的園林情趣。其三，榮慶養成了在萬牲園約會親友就餐、品茗的習尚，作為一種聯絡感情或社交的手段。中國傳統文人本來就有在園林詩酒交遊的傳統，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很容易在新興的公園空間找到共鳴。而民國時期，北京的公園茶座也如同西方的咖啡館一樣，成為文人、知識分子偏愛的新型社交空間，這一點在萬牲園時期已初露端倪。榮慶的例子不是個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

◎林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師 供圖/林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