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筆下的北京春天：鬱達夫、冰心感嘆"春脖子短"

上世紀初的北海永安寺橋

 

亓星雨

 

陽春三月，北京的春天稍顯單調。與煙花三月就已姹紫嫣紅的江南相比，北京的色彩似乎不夠絢爛。但北京的春天又是迷人的，數百年來，古都北京吸引了眾多的文人墨客聚集於此，他們留下了大量關於北京春天的記載。在字裏行間，我們能夠感受到作家們對於北京春天稍縱即逝的惋惜；對風沙的種種不適以及風沙之後春光大好的驚喜與沉醉。這些文字後面，散發出來的是濃濃的生活情趣和人文情懷。

 

北京的春天“沒脖子”

 

“春脖子短”是老北京人的一句俗話，意思是北京的春天很短。在“春”後加個“脖子”，讓你不得不讚嘆，北京人的確是修辭高手。“脖子”一詞將“春”由一個表示時令的抽象概念變得可視化而且親切可感。

 

北京聚齊了眾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人。“短春”對很多來自南方城市來的人來説，非常不適應。從浙江溫州來北京的林斤瀾也不例外，初來燕地時，他非常懷念南方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樹生花，群鶯亂飛”，對北京的“春脖子短”很不適應：“北京人説：‘春脖子短。’南方來的人覺得這個‘脖子’有名無實，冬天剛過去，夏天就來到眼前了。”

 

在林斤瀾看來，北京的春天豈止是“春脖子短”，簡直是沒脖子——“頭連肩膀”：“楊樹剛上葉子，柳樹剛吐絮，桃花‘暄(鬆軟)’，杏花‘舊(顏色變了)’，都才看見就暴熱起來了” (《春深》)。

 

因為“春脖子短”，林斤瀾覺得北京的春天又是最有爆發力的：“一夜之間，春風來了。忽然，從塞外的蔥蔥草原、莽莽沙漠，滾滾而來。”林斤瀾最後到底是愛上了這“春脖子短”的北京：“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還寒，最難將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陽光，牛尾濛濛的陰雨，整體好比穿著濕布衫，墻角落裏發黴，長蘑菇，有死耗子味。能不懷念北國的春風？” 正是對北京的這種愛，使得林斤瀾——一個成為 “京味小説家”代表人物。

 

很多年前，同林斤瀾一樣，來自南方城市的文人經歷了一番艱難調整後，最後都愛上了北京這座古城。他們用文字記下了自身對北京這座古都真實感受，其中，“春脖子短”也是最典型的感受之一。

 

周作人在《北平的春天》寫他多年來對北京的感受：“春天似不曾獨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頭，亦不妨稱為冬的尾，總之風和日暖讓我們著了單抬可以隨意倘佯的時候是極少，剛覺得不冷就要熱了起來了”。

 

鬱達夫數次來到北京，每次只是短短的逗留，在北京的時間加起來不到兩年。某種意義上，他只是北京的一位匆匆過客，但他對北京的感情卻極深的，他曾飽含深情寫下《北平的四季》、《故都的秋》等名篇表達對北京的不捨，在談到“春脖子”的時候，鬱達夫曾非常幽默地寫道：“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蹤，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內，春光就會同飛馬似的溜過。屋內的爐子，剛拆去不久，説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才行。”

 

祖籍福建的冰心在書寫北京的春天時，帶著少女特有的活躍，也有著淡淡的哲思。這與她的生活環境有關係，她的父親謝葆璋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海軍司令部二等參謀官，他為冰心創造了一個優渥且開明的成長環境。在《一日的春光》中，冰心寫道：“去年冬末，我給一位遠方的朋友寫信，曾説我要儘量地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吞咽”一詞流露出一個天真浪漫的少女對北國之春的珍惜、興奮之情。

 

民國時期的中山公園

 

對風沙愛恨交加

 

北京的春不僅短，而且還時時受到“冬”的干擾。周作人寫道：“有一天看見湖上冰軟了，我的心頓然歡喜，説：‘春天來了！’當天夜裏，北風又捲起漫天匝地的黃沙，忿怒地撲著我的窗戶，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見柳梢嫩黃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地下著不成雪的冷雨，黃昏時節，嚴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

 

除此之外，風沙也是當年北京春天最常見的特徵。當代學者曹太淵曾在《老北平的風沙和霧霾》中提到：“老北平們都熟悉這句話：‘風三兒，風三兒，一刮三天兒。’那時候冬、春季節颳起風來，往往就要連續三天才肯作罷。夾雜著沙塵的七、八級大風很常見。”

 

在《北平》中李健吾説：“灰色是北平的風沙。它給你帶來漠北的呼吸，駱駝的鈴鐺，掙扎的提示。塵土讓你回到現實，衚同卻是一部傳奇”。不過，他也不得不承認，在北京呆的時間越長，越習慣這風沙：“住久了北平，風沙也是清凈的。”

 

魯迅曾在日記中形容刮沙塵暴的情形：“風挾沙而曇，日光作桂黃色”，然而面對這自然界的風沙撲面，魯迅先生似乎並不在意，在《一覺》中，魯迅對沙塵暴之後的景象還透著幾分詩意：“窗外的白楊的嫩葉，在日光下發烏金光；榆梅葉也比昨日開得更爛漫，收拾了散亂滿床的日報，拂去昨夜聚集在書桌上的蒼白的微塵，我的四方小書房，今日依然也是所謂‘窗明几淨’。”

 

《一覺》是魯迅散文詩集《野草》中的最後一篇，《野草》中的散文大多色調比較灰暗，而這段景物描寫卻非常明麗。聯想到這篇前面部分的文字，就能明白魯迅的深意：“飛機負了擲下炸彈的使命，象學校的上課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飛行。”由此可知，比起現實社會的“風沙撲面”、“虎狼成群”，自然界的那風沙委實不算什麼。 鄭振鐸在《北平》中寫道，北平春天的風沙給人們出行帶來種種不適，但風沙之後北平滿院的春色卻令人沉醉：“太陽光真實的黃亮亮地曬在墻頭，曬進窗裏。那份溫暖和平的氣息，立刻便會鼓動了你向外跑跑的心思。鳥聲細碎的在鳴叫著，院子裏有一株杏花或桃花，正涵著苞，濃紅色的一朵朵，將放未放。”

 

當然，對女性而言，風沙對她們來説，意味著辛苦的打掃。蘇雪林(作家和學者，主要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就曾寫道：“一個月中總要遇見幾次風沙……人家糊窗都用綠紗，紗眼甚密，風沙仍會鑽入，地上積了一層，屋中各種器具無不黃沙厚積，掃除擦拭，煞費精神。”

 

風沙是故都的一部分

 

如果説，生活在北平的外省文化人，對春天風沙的感受是複雜的，那麼對北京作家而言，風沙就是生命中與生俱來的一部分，既是恨又是愛，離開北京，鄉愁總是不分好壞，把北京的一切照單全收，就像梁實秋在《北平的街道》中寫道：“‘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這是北平街道的寫照。也有人説，下雨時像大墨盒，颳風時像大香爐，亦形容盡致。像這樣的地方，還值得去想念麼？不知道為什麼，我時常憶起北平街道的景象。” 有時候北京的風沙在作家的心裏也有著某種隱喻。抗戰爆發後，蔣夢麟(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學校長)遷往陪都重慶，他在《西潮與新潮》中回憶北京，對北京充滿眷戀和緬懷：“回想過去的日子，甚至連北京飛揚的塵土都富於愉快的聯想。我懷念北京的塵土，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這些塵土。”

 

與其説蔣夢麟是懷念塵土，倒不如説，是一個知識分子在戰亂中對塵土覆蓋下的舊日書齋裏穩定、規律的知識分子生活的懷念，大概懷念越切，下筆便越充滿深情，描寫也便更加細緻入微：“紅木書桌上，已在一夜之間鋪上一層薄薄的輕沙。拿起雞毛帚，輕輕地拂去桌上的塵土，你會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樂趣。然後你再拂去筆筒和硯臺上的灰塵；筆筒刻著山水風景，你可以順便欣賞一番……”風沙和塵土，已經和那段安穩的舊時光水乳交融在一起。

 

錢歌川(散文家、翻譯家，1947年赴台灣，創辦台灣大學文學院並任院長)甚至賦予風沙以“北平精神”的內涵，他曾寫道：“要沒有飛沙，就不成其為北平。正同日本人久不感到地震，就覺得寂寞似的。北平若沒有了飛沙，我們一定要覺得有點不夠味，缺乏一種構成這個故都的要素，而感著缺陷了。”在他看來，沒有領略過北平的風沙，不能算真正懂得北平的內蘊：“一個代表的中國人，一定能賞鑒北平的古香古色，一定能在灰塵中喝‘酸梅湯’，在大街口嚼‘硬面餑餑’，説到古物的保存，尤其要擁護古代傳下來的風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