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香港科技創新的未來儲備人才——訪香港青少年科學院院長姜冬梅

香港青少年科學院院長姜冬梅(中）接受記者採訪

 

為香港科技創新的未來儲備人才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專訪香港青少年科學院院長姜冬梅

 

海峽飛虹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駐香港記者 丁一鳴、劉志敏

 

【編者按】姜冬梅是出身於內地的科學家，是在全國乃至於全世界一流的環境專家，曾經參與我國在國際上的氣候談判，為我國談判代表團提供大量的技術支持。同時，姜冬梅也是我國一流的科學教師，長期致力於學校的科學教育。目前，她在香港任香港青少年科學院院長，致力於在香港普及和提升科學教育，並下大力氣組織內地和香港科學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員之間的交流，希望能夠透過努力達致科教興港、科教興國的目的。以下為專訪全文：

 

記者：當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的時候，您在哪？您能夠回顧一下當時的情況，以及您個人的心情和感受嗎？

 

姜冬梅：二十年前，我剛剛大學畢業，剛剛有了第一份工作，在鄭州師範學校做一名科學老師。我記得1997年時，我正在參加香港回歸的知識競答賽。我們代表隊獲得了搶答的第一名。那時覺得很興奮，因為香港要回歸了，大家就可以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了。那時大家都想，如果香港回歸，我們就可以到紅磡、尖沙咀、淺水灣這樣一些地方去走走、看看。如今，20年已經過去，這些地方已經變成非常熟悉的名詞了，不像以前覺得那麼神秘。

 

記者：您致力於在香港青少年間進行良好的科學教育。您認為，回歸之後到今天，對香港青少年的科學教育有什麼樣的發展？整體科學教育又有什麼樣的進展？

 

姜冬梅：我最初和香港青少年打交道是在2004年。前一年，我國第一次派代表隊去美國參加國際科學與工程學大賽，那年著名疾病SARS爆發，整個中國隊、包括香港，都被臨時取消了參賽。但國際組委會也非常照顧我們，所有這一年參賽的學生和老師都可以延到2004年去參賽。所以我們2003年的代表團在2004年就在美國相遇了。

 

那個時候我作為中國隊的輔導老師代表中國國家隊，遇到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隊時就覺得是一家人，在美國大家就變得非常親熱。同學有什麼困難、怎麼坐飛機返回，都會有很多關照、很多問候。我沒有想到過了這麼多年之後，他們都成了我的老朋友。那時，組織香港青少年來參賽的是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那年香港學生成績很不錯，有得了二等獎以上的，有的還被美國NASA用名字命名了一顆小行星。到現在，回顧2004年特殊的經歷，都覺得是緣分。也正是在那個時候，開啟了香港在國際青少年科技競賽上的一頁新篇章。

 

後來我到香港之後，受中國科協和英特爾的委託，去輔導那幾年成績不是太好的香港隊。所以我就在2010年第一次到香港隊去輔導他們參加國際比賽，親自接觸輔導香港隊的成員。我覺得，不管香港孩子還是內地孩子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有一雙渴望知識的眼睛，都有希望從香港走向世界、為中國爭光、為香港爭光的想法，所以交流起來都很容易。我們有一句話説“科學是無國界的”，這些愛好科學的孩子們和老師們就在國際舞臺上找到了自己的地方。

 

我們都是華夏子孫，在國際舞臺上大家手挽手，每一次不管是開幕式還是閉幕式，只要聽到有來自於中國的、來自於中國台北的，或者來自於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的，大家都會一起鼓掌歡呼。尤其到了閉幕式的時候，有一個很盛大、隆重的頒獎儀式，所以不管哪一隊的同學們上去領獎，大家都會特別開心。因為整個全球有七十多個國家的選手參賽，美國本土也有很多；在三千多學生和老師裏，中國的聲音還是很小的，不過就是幾十個人，所以每一次獲獎之後，如果想製造出比較大的聲音，就全靠來自於香港、澳門、台灣、大陸的學生共同歡呼了。所以那時候很有一種大家團聚的感覺。

 

記者：現在大家都在講創新科技。那麼，您認為現在香港創新科技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最需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姜冬梅：香港和內地都有一個共同的情況，就是我們對人文、文化教育教的比較多，譬如教如何做人、做事，這可能是因為在中國傳統裏面、科學不是內涵在教育裏，所以從一百多年前倡導要把賽先生請進來，到今天仍然是很重的任務。在香港的教育裏，學生們選擇文科的比較多，選擇商科的更多，選擇理科學生跟內地比起來反而更少。內地可能有80%的學生選擇理科，人們會認為“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香港這個比例是反過來的。有香港學校申請全國的十佳科技學校，我曾經作為評委到這些學校入校考察，他們彙報的內容裏有很重要的一項就是説，他們通過開展科技活動和科學教育的宣傳，讓更多學生熱愛科學從而選擇科學作為主修課目，比例從12%增加到16%再增加到20%。聽到這樣的數據，我還是很吃驚的，能看到香港學生選擇學科學的不是那麼多。

 

因此，香港在未來發展上想成為更加具有創新、尤其是科技創新的城市，但準備的人才是不足的。未來發展最需要什麼？還是最需要人才、尤其是在科學上有潛力的人才。

 

香港自己本身在科學上有過很輝煌的成就。比如香港大學的醫學是非常好的，全球十大名醫裏面會有五大名醫是出自於香港大學醫學院的；英皇書院會有百分之七十的學生去選擇讀醫科以及相關學科。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高錕也是物理學諾貝爾獎得主，他是聖若瑟英文書院畢業的。香港有自己的輝煌，但在下一步發展中，科學教育仍然是需要投入更多資金、教育力量、師資的學科方向。

 

記者：提到香港，很少人能夠想到科技，一般人都只會想到進出口貿易和金融。但您卻長期致力於為下一代提供科學教育。您認為科學會成為下一代香港人得以自立於世界的新型資本嗎？

 

姜冬梅：香港從物流發展起來，做物流中心、貿易中心，後來成為金融中心，很多我們內地來香港的遊客則認為她也是旅遊、文化、美食中心，對香港科技的了解相對少一些。香港在這些年來，無論是大學生的創新創業，還是中學生的科學教育發展，也都在和內地努力溝通，參與到內地例如挑戰杯競賽、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以及國際比賽當中去。

 

當年我作為科學老師從內地來香港之後，我的願望是促進兩者之間的交流，讓香港的孩子不僅能選擇成為金融家——也許他們特別熱愛大自然，或者熱愛動手製作，想成為發明家或者工程上的高科技人員。

 

我帶內地老師去香港科技大學交流的時候，參觀了他們的機器人實驗室。這個很著名，不是因為他的老師著名，而是因為他的學生在內地開辦了大家都知道的大疆公司。該公司的無人機目前在全球都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需求量，是一股非常強大的科技力量。香港在目前仍然在科技上是領先的，尤其是她擁有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這樣三所在全球都排名前五十位的大學。我們就按這麼大的土地面積産生了這麼大的科技成果來説，香港的科技力量應該説非常了不起。

 

至於以後的發展，香港有一個很好的人才引進政策。雖然本地學生更多去做金融、商業、經商、辦企業去了，但很好的人才引進政策就吸引了大量的內地熱愛科學的孩子來香港讀研究生，讀完之後在香港留下來，為香港做貢獻。我並不為將來香港缺乏創新人才發愁，因為如果本地孩子沒有成為科學家的話，那麼香港也可以吸引更多內地的孩子和世界各地的人才來香港落戶。

 

記者：您不止一次往來內地，與內地教育機構交流。在您看來，香港和內地在科學教育方面各有什麼優勢和不足？雙方有什麼進一步交流的可能？

 

姜冬梅：我特別希望更多的內地的科學老師能夠到香港來，交流交流，受受啟發。因為我們知道，內地更多的是在高考的指揮棒下，老師們不得不在排名、在班級排名以及老師自己的課程排名上，被橫豎分出來幾十個、上百個指標去比較，疲於應付。在內地做科學項目時，很多老師會擠出來時間，犧牲自己的節假日來指導學生。但目前來講，高低差別非常大，在北京、上海很多孩子們就可以有機會去到研究院所，去做實驗；其它三線、四線城市或者偏遠地區，則條件受限比較大。

 

在香港相對來説好很多。老師們的空余時間會多一些。學生們可能下午一點半、兩點半就放學了，他們自己去選擇研究項目、去科學探究的機會就更多一些。我在香港評審青少年科技創新的項目和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的時候，感覺有更多來自於身邊的靈感，有更多靈性。這些項目的角度和方向也會給科學家們很多的啟發。

 

比如説，我的兒子在今年參加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他研究的項目就是，他發現他們學校門口一棵樹上，有一種螞蟻會縫葉子，把葉子縫在一起做成巢，非常有趣。他就研究螞蟻縫什麼樣的葉子、這些葉子縫在一起有什麼用、是繁育後代還是作為廚房、倉庫還是什麼其他用途。他就和同學們做了這樣的觀察，然後拿著攝像機做了拍攝和記錄。很出乎我意料的，這個項目獲得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的最高獎。讓我很感動的是，香港大學的動物係老師、動物學專家梁志清教授給孩子留了E-mail，説這個項目如果要繼續做下去，他可以當指導老師。我們和其他學生家長帶著孩子們去拜訪了梁教授，真的就在他的實驗室裏開啟了新一段的研究歷程，

 

在香港，這些教授們更多地願意去做志願者，參與到青少年的科學普及和科學教育當中來，能夠給老師們以幫助、給學生們以幫助。在內地，可能科學教育當中，怎麼讓科學家做更多科普的工作、科學老師怎麼能跟更高級的科研單位手拉手起來、怎麼在提高學生的同時也能夠提升老師的科學素養，都是需要學習的過程。這些都是內地和香港交流之中可以借鑒的地方。

 

記者：因為您在環保和科學教育方面的貢獻，您也獲得了地球獎，您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這個經歷？

 

姜冬梅：這是2002年、15年前的事情。我領地球獎是在2002年4月22日地球日，一個星期之後我兒子就誕生了，我是挺著一個像地球一樣的大肚子上臺領獎的。當時主辦方説，我上臺可以講一句話，我就説，我作為一個準媽媽，特別希望環境變得越來越好，不希望以後的媽媽們會像我一樣擔心孩子能不能在清潔的空氣、水、不受農藥化肥污染的糧食當中健康成長、擔心胎兒出生前是不是健康的。這個擔心15年間雖然有很多環保人士在努力，但隨著我們的發展，污染仍是存在的，空氣的品質好像更糟糕了。那時立下的志向還沒有實現。

 

來到香港之後，我自己除了在做青少年的科學教育、引導孩子們觀察大自然、觀察身邊的環境問題、怎麼樣去改善它以外，我自己的專業也在繼續關注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每年我都會帶學生去參加聯合國的氣候變化大會，讓他們親身見證這樣一個決定他們未來的會議，看看這些決定是怎麼産生的、巴黎氣候協定是怎麼産生的、美國怎麼樣退出的，讓他們知道哪些對未來、對下一代有益，哪些事情是下一代應該接過的接力棒、需要他們擔起重任繼續做下去的。